“四要件论”质疑——犯罪标准引论

20世纪50年代引自苏联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新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后,缺陷凸现,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司法实践的要求,难以提供犯罪标准。依犯罪标准为目标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坚持法定性和实践性原则,在科学地解释刑法中对犯罪的全部规定基础上,建立符合刑事司法实践内在逻辑、逐级深化的开放式立体体系。重构犯罪标准理论体系,对于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解决原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的缺陷,满足司法人员定罪需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

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原则上将动机排斥于法律评价之外,唯有表示于外的动机始受保护的传统的“类型论”观点日益露出其破绽,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一元化并构造统一法律要件的“要件论”思想渐次成为今日“错误论”之主流,而统一的“错误要件”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合理性,仍在继续的探索与求证之中。

岛屿与岩礁的法律要件论析——以冲之鸟问题为研究视角

日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以冲之鸟为基点的外大陆架划界案,企图视冲之鸟为岛屿,并试图以冲之鸟为基点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从而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对海洋法岛屿制度中的岛屿和岩礁的法律地位的争议。日本的这一行为,割裂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三款之间的关系。日本的这种立场和做法,违背了该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宗旨,机械地解释公约第121条三款的规定,使该条规定失去了总体的规范作用。通过对岛屿制度的结构、成型过程和立法宗旨的考察可以发现,岛屿制度条款应整体看待,不可割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中的三款应作整体理解,第1款规定了岛屿的广义概念,第2款是关于狭义岛屿的规定,第3款规定了例外的岛屿,是对第2款的进一步解释和适用上的制约性规定;同时,岩礁是岛屿的一种特别形态,也应满足岛屿的所有要件。

行政立法不作为构成要件论

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控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内涵和类型有待澄清。行政立法属于一种独特的裁量类型,比行政裁量享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同时受到授权条款的约束。赋予公民立法请求权,是参与民主发展、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体现,行政立法请求权应当在我国法律中予以确认。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可从授权立法条款、行政立法事实、行政立法程序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影响来展开。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明代道教内丹三要件论探析——以王道渊为例

道教内丹学主张．内丹修炼的三个要件为药物、鼎器和火候。王道渊是元末明初全真南宗道士，亦是明初道教界较有影响的一代内丹大师。王道渊对鼎器、药物、火候的阐述，既继承前人，又作了新的诠释。王道渊内丹三要件论在明代内丹学史上占有教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证人出庭“三要件”的法教义学解读

通说认为,证人出庭“三要件”中“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为决定性要件。该观点符合当前绝大多数案件法院均以“无必要”为由限制证人出庭的司法现状。然而根据立法原意,证人出庭“三要件”处于平行、独立地位,不得以“有必要”为决定要件而忽略了对前两个要件的判断。在坚守“证人出庭为原则”基本立场基础上,以“三步检验法”重新构建证人出庭审查内容:第一,“控辩双方有异议”注意提出异议时间、异议方式以及异议主体;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应当从证人证言所蕴含的“待证事实”内容出发,由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法院履行“无重大影响”说理义务;第三,法院认为“无必要”出庭仅限于明显重复、合理预断以及证人基于特殊原因无法出庭三种情形。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与类型判断

根本违约制度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规范贸易双方当事人的重要制度,具有产生解除合同这一严重法律后果的可能。CISG确定根本违约主要考虑“Detriment”和“Foresee”两个因素,构成根本违约既需符合“Detriment”客观要件,又需受主观要件“Foresee”的约束。考量根本违约构成要件,明确根本违约不同类型的划分依据,建立一个逻辑严谨的根本违约制度体系,能够使根本违约统一的判断标准扎根于各个国家的裁判法庭,促进各国企业在统一的法律环境中进行交易,满足公约的统一适用性及诚信原则,促进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

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与归属论

课税要件事实认定,无疑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却又研究薄弱的主题。税法学者和税收实务工作者,每每面临复杂疑难案件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为了避免对税法实体问题进行处理,而将税法程序瑕疵作为遁途。依据直接证明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应从主体资格的鉴察、税收客体有无的判断、疑似应税事实的辨识、复合交易的解析、名实的审核、归属关系的剖分、量化问题的厘定等七个方面展开。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税法交易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课税要件事实归属理论,立足于类型学思维,表现出规范出发型的实践理性品性,并以模式化思维的理论图景为税收争议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提供引导基准。

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兼谈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伴随德日刑法理论的回潮,学界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引鉴多有争论,既有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之声。从溯源的角度看,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源于德国,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目前,真正与不真正的区分说乃德国理论通说,且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系“犯罪第四范畴的刑法外目的考量说”处于优势地位。回顾我国现行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这完全可以在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解释中得以证成。一方面,自伤和用途要素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引入提供了实在法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情节犯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通过刑事政策的连接,确实呈现了一定的亲近性。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启动要件

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类型,存在民事公益诉讼“一元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二元论”的认识分歧。结合司法实践,“二元论”更加契合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定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启动要件因诉讼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别,就主体要件而言,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等三类主体都具有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但只有人民检察院具有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可以是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和个人”或者国家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只限于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就行为要件而言,民事公益诉讼必须具备直接行为要件“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而行政公益诉讼有的只需要具备直接行为要件,有的则需要同时具备直接行为要件和间接行为要件“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职责”。就结果要件而言,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需要同时具备形式结果要件“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和实质结果要件“侵害公共利益”。

医疗损害责任过错要件证明之困境及其破解

司法实务中,大量医疗损害责任之过错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混乱、医疗“违法违规”认定泛化和机械适用《民法典》第1222条第2款及第3款来推定过错,致对医疗损害责任过错要件的证明面临困境;进一步探究其因,是人类的技术与认知局限无法查明诊疗过错的事实、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证据的关联性弱,以及过错事实证明标准不统一而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故需在厘清与细化《民法典》第1222条过错推定规则的基础上,建立重大医疗瑕疵规则、强化医疗机构事案解明义务、合理适用证明妨碍规则。

《民法典》背景下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2条明确赋予了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的权力。行政审批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打破了“合同成立即生效”的一般原理,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合同自由的边界。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行政审批属于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其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可能存在影响私法自身的内部逻辑、行政权不当越位、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等制度隐忧。对此,应当寻求符合管理目的的唯一与最优选择,通过行政审批合理管控合同的履行,并依法对行政审批权的设定作出限制。

教育惩戒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运行——兼论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教育惩戒实施纳入法律轨道,这意味着教育惩戒实施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的合法性审查。然而,教育惩戒合法性要件存在实施主体责任不明,实施依据定位模糊,实施程序难以规范化以及实施措施合法性边界不明等问题。为此,应将教育惩戒纳入行政法律关系。在惩戒主体方面,将教师和学校主体责任定性为行政责任。在惩戒依据方面,为纾解教育惩戒的场景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法律应遵循授权明确性原则,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定校规明确教育惩戒实施的情形、程序与措施。在惩戒程序方面,将惩戒措施分为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与非影响学生在学关系两类。对于前者,应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予以补充性适用;对于后者,应适用校规制定的规范性程序。在惩戒措施方面,从反面应由法律规范界定体罚性事项,从正面应适用比例原则作为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另外,应在立法与司法两个维度完善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要件。

民间借贷纠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

《民间借贷规定》第16、17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与《民诉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相左,混淆了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抗辩与否认、本证与反证,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应在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框架下,厘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和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问题,明确原告对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以发挥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提高原告保留证据的自我责任意识。另外,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往往需要借助鉴定,而仅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并不能明晰债权凭证申请鉴定的责任,应结合证明标准和法官心证程度,根据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来确定由谁申请鉴定。

高铭暄教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评述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债务人承诺

2016年日本债法改正中对于是否保留债务人承诺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进行了讨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债务人承诺是对抗要件还是权利主张要件,删除承诺是否会造成实务上的不便,删除承诺的话,债务人能否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向债权受让人清偿等问题上。从审议的过程来看,是否保留承诺作为对抗要件,这一问题涉及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是否可行,如果债务人积极参与债权让与,是否应当让其承担一定的风险等债权让与基本理论问题。由于存在较大的争议,最终形成的改正方案对债务人承诺制度没有进行太大改动。

浅析消防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为行政处罚领域的通用规范,行政处罚法为消防法律、法规设定行政处罚和消防救援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提供基本遵循。但现行法律法规在处罚法定原则的落实上偏重于法律效果,而对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并未有明确规定,在确定是否构成行政违法认定上,执法人员存在认识上的混乱。消防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体要素以及客观要素。明确的构成要件有助于调查取证的完整性,可以有效增强消防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数字证券监管问题研究——基于法律关系构成要件视角

数字证券的特征在于其底层技术是区块链、信任来源是智能合约、价值基础是通证化的数字资产。数字证券在带来削减发行成本、提升融资效率等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引致包括技术漏洞、监管逃逸、市场波动和价格泡沫在内的风险,亟须监管做出有效回应。从数字证券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的角度分析,当前监管存在客体方面的概念界分不清、主体方面的运行逻辑背离以及内容上的监管要求缺失等问题。鉴于此,需采取扩大证券定义,将数字证券纳入《证券法》规制范围的应对路径,同时强化主体合规,促进多元协同治理并细化义务要求,完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