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构建了一个部门间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二元经济模型,探讨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测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1990—2012年的要素再配置效应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再配置效应是存在的,且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波动走势基本一致。在要素再配置效应中,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波动态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波动态势基本吻合,在考察期大多数年份,其对要素再配置效应具有正向贡献,并在要素再配置效应中起到了主导和支配作用。资本再配置效应呈先升后趋稳定的态势,其对要素再配置效应的贡献较小或渐趋消失。

考虑能源的中国经济要素再配置效应

通过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主要考虑产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增长效应和资本、劳动、能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应,文章以23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验证了2005—2017年间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假说”,得出以下结论:①以各行业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内部增长效应仍为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②资本要素的再配置效应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③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从“结构红利”转变为“结构负利”的趋势;④能源要素的再配置效应逐渐显现,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基于研究结果,认为除了重视全社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更要重视要素流动的效率;由于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会部分抵消技术进步的作用,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要素再配置,提出以下建议:①资本要素的再配置应综合考虑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本配置,在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的同时增加资本的配置效率;②劳动力的配置不能仅局限于三次产业层面,还应重视产业内部的边际产出差异;③能源要素的再配置要重视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能源产出弹性,避免能源的低效配置;加速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以提高能源配置效应的方式助力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服务业FDI对产业生产率影响及要素再配置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服务业FDI影响该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面板模型检验了中国服务业FDI对该产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可以通过带动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产生＂结构红利＂效应,提升了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效果微弱;在分样本讨论中,本文发现生活性服务业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不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要素在产业行业间存在着一定的错配现象,导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效应＂低下;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再配置效应研究——以甘肃为例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市场在区域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区域要素在不同边际产出的部门间流动能够促进整体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实证检验了甘肃省经济增长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计算结果发现:(1)大多数年份的要素再配置作用并不明显,劳动要素的流动性不强是其主要原因,第一产业需要转移的劳动较多;(2)第二产业存在资本挤出劳动的现象,同时受制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影响,工业增长明显放缓。因此,完善劳动要素的流动机制,加强其技能培训,引导资本要素的投资方向将成为今后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制造业要素再配置与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本文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运用1992～2007年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实证考察了要素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浙江省制造业在考察期内并未出现明显的"结构红利",反而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结构负利";尽管要素再配置有向机电、装备等制造业部门倾斜的趋势,但由于其资本密度较低且幅度不大,结构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引入Verdoorn效应的分析表明,浙江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规模效应并不显著。最后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人力资本纳入经典钱纳里模型进行扩展,首次研究了1994—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要素尤其是资本的驱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几乎不存在。资源错配导致了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低下,而造成我国资源错配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具有金融垄断性质的投融资体制以及用工机制扭曲和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释放"结构红利",关键在于不断突破制约我国要素市场发展的制度藩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再配置效应——基于省区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1997～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中介规模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中间渠道具有负向影响，金融效率提升和结构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效率作用于生产率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金融发展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中间渠道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不匹配，因此政策上要着力引导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金融发展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较弱，尤其是对资本生产率的再配置效应影响为负，这可能源于资本总量的软约束和结构的刚性约束，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对贷款分配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也制约了金融效率的提升，影响了金融发展的要素再配置效率。金融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再配置效应显示了市场化的金融变革方向和普惠制的金融发展取向的重要意义。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分化与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

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阶层分化并存的双重分化特征,由此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有利于劳动力要素按照其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其在区域和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对其的承接,为我们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便利,最终有利于改变我国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些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最终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论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结构及旅游要素配置——以成都为例

我们以成都为例,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市域旅游要素配置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变迁规律进行了研究。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型结构开发模式的变迁,首先是旅游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度聚集,这种情况引起旅游成本的上升,旅游收益不断递减,从而使旅游要素由中心城市向旅游资源富集的边缘市镇扩散和转移,形成次级和再次级旅游中心。中心—边缘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与市域旅游中旅游形态的变化和边缘区旅游市镇的旅游功能定位、文化与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较高的文化资源开发程度和旅游形态向休闲旅游的转移,会促进旅游要素的再配置,从而使市域旅游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结构效应

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构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对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产业结构理论去工业化阶段分析的不足进行补充,测算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9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完整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的要素再配置结构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在工业化阶段,再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所构建的变化模式一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出现了再配置效应逐渐上升的情况,并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远高于资本的再配置效应。(2)在去工业化阶段,要素再配置效应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再配置效应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阶段中,资本的再配置效应超越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成为了再配置效应的主体。(3)现代发达服务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基本稳定,要素再配置效应的来源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增量结构的变化,此时资本的结构变化更有效率。

要素大规模再配置与公有产权的润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从农业领域进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成功地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从历史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起飞前增长要素往往被锁定在农业部门中,那么中国是如何实现要素大规模再配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要素的再配置乃至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强力支撑,土地公有制不仅为农民转化为农民工提供了弹性保障,而且为土地的非农使用提供了弹性空间。公有制的作用显示出,要有相应的推动要素顺利再配置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并且与产权保护相比在起飞过程中产权有效使用可能更加重要。

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结构红利”吗?

要素的有效配置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在经典钱纳里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基于扩展的理论范式首次研究了我国2001-2012年要素再配置效应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我国农业较快增长主要源自要素尤其是资本的驱动,传统的要素密集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明显,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极为微弱。资源在农业各部门间的错配导致了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低下,而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中资源错配的本质原因在于地区及部门间的垄断保护等扭曲性的制度安排。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释放"结构红利",关键在于不断突破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数据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率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劳动生产率得到持续提高。以山东省为例,运用Shift-Share Methods实证研究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共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长期趋势显示,结构变迁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此外,研究也发现,相对于结构变迁,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更加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分产业看,技术进步对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又各不相同。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一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城乡二分的对立发展观将社会划分为城市、乡村两大类。城乡融合是一个阶段,长期以来诸多城乡问题实际是一种对立的发展观,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讨论城乡问题时常常把城市和乡村分成两类,强调城、乡之间的差异与对立。这种两分的结果是什么?一是形成以城市化为目标的城市主义,其基本假设是城镇优于乡村,发展的目标就是以城市化为核心,农村向城市的要素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