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零售业规模效益的影响机制——基于全要素增长率与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

零售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经济的兴起已经对零售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全要素增长率涉及到服务效率、技术创新、员工素质等多个因素,而贸易成本直接影响零售业的成本结构和供应链效率。因此,本文将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零售业规模效益的影响机制,并引入全要素增长率与贸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加以考虑,旨在促进零售业规模效益的稳步提升。

中国石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

C-D生产函数与索洛余值法都是测度经济增长因素的模型,但是由于在参数估计和设定方面存在的局限,不仅"要尽可能创造比较充分的满足模型的应用条件",而且还要"对模型预测的误差要有比较充分的估计",所以这些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探求新的测度方法和模型。自然资源也是创造和增长人类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为突出自然资源等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引出了"全要素"的概念,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对油田企业来讲,作者分析指出,储量探明程度较低、油气储量综合替换率稳定接近1时,可以将自然资源要素归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的范畴;探明程度较高、油气产量显著递减时,应该恢复自然资源显著递减的影响。文章初步计算出了中国石油规模效率变化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向分离"管理的贡献"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湖北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研究——以湖北省25个制造业行业为例

本文以湖北省制造业中25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湖北省制造业在1999—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将全要素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步两方面,对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数据表明:湖北省制造业技术效率表现优于综合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拉动,技术效率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较小。湖北地区应有效地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式,完善本地区创新体制,把握"中国制造2025"的良好契机,优化本地区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清除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障碍,实现湖北省制造业的腾飞。

中国全要素增长率仍有空间

近来。经济历史学家Angus Maddison估计，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比官方数据低2％。原因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低报了GDP，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低报了通货膨胀率。但是，即使考虑了这一下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十分惊人，比日本和韩国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增长最快时还要快。

中国各地区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90-2006)

本文选用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1990-2006年的分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估算我国各地区的生产效率,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东部地区生产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1996-2000年各地区平均生产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03年之后生产效率出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较大;第二,城市化率、各地区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对外经济依存度对地区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与地区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就生产的不确定性而言,除人力资源水平能减少生产的不确定性之外,经济对外依存度、技术创新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政府干预倾向都会增加生产的不确定性;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92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2000年之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显著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效率变化率决定,其次是技术进步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应用述评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效率的静态与动态水平,由于学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的认知仍然存在分歧,其中,在要素范畴的选择与度量指标上的不同,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值差异的基本理论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两大类,在应用具体测算方法的实证研究中要充分考虑测算方法的约束条件、应用领域、研究目标和所测算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此基础上,今后在核算资本存量水平时要分时期和地区测算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率,以便提高其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测算方法综述

企业作为产出活动的决策主体,科学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率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增长提供参考。学术界针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测算方法众多,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综述,有助于研究者全面系统地理解测算方法,更好地进行实证分析,推动以企业微结构为基础的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本文有以下两点创新:(1)在对主流测算方法进行综述时,首次将各种方法依据其本质思想,区分为“余值”法和“前沿面”法两类来梳理;(2)全要素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政策作用,测算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研究中对两者有较为严重的混用,本文在综述时对两者及对应的测算方法加以区分。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不同方法的采用,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会有显著影响。对索洛残差法、生产函数法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等目前主流的测算方法进行比较与评价,探讨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明确各类方法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意义在于要正确认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规律,对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经济体,给出最合适的测算方法,估算出计算误差,并分析误差对计算结果的实际影响。不仅如此,对服务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需要区分使用不同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方法,有针对性地探讨生产效率提升、收入分配改善和服务水平提高的交互影响,及其对交易费用、公共服务可持续性以及物价稳定带来的长期影响。因此,比较研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有助于我们进行合理的预测,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我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比分析研究

传统的按照索洛方法计算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重新构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框架。一是明确定义全要素生产率,即一定时期内,按照现有的技术条件和产业结构比例,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全部生产要素所能够带来的最终产出。二是利用有关统计数据估算省级层面有效资本存量,并分别构建各省份合适的计量模型估计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产出弹性系数,进而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因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简称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经济越发达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但是经济发达省份的全要素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该结果不仅与常识相符,而且也合理解释了各省份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测度框架及方法的可行性。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和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文章使用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基础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将TFP增长率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率、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率、规模报酬收益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重点考察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及其对TF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在投入要素方面,资本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劳动要素存在明显的错配;在贡献度方面,虽然前沿技术进步率对TFP增长贡献最大,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也对TFP增长贡献了很多;规模报酬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对TFP的增长有很大的不利影响,而技术效率的变化对TFP的增长影响很小。

民族八省区生产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民族地区的发展面临着动力减弱的压力,因此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中阻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出治理方法对缩小东西差距,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2002年到2014年间民族八省区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具体分类,研究分析各个组成部分,结果表明:存在技术进步显著但生产效率低下的增长矛盾,外溢式技术进步没有真正转化为内生性技术进步;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低下,阻碍产业集聚化发展,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劳动力和资本在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配置不合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上述分析结果对民族地区制定经济社会扶持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即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使有限的资源用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人力资源、教育等方面,提高生产效率;结合本地资源和民族文化优势,细分特色产业流程,进行专业化分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鼓励资本的自由流动等。

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国家高新区是我国探索向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本文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机制和方式入手,考察高新区以创新的产品、产业和要素所实现的高效经济增长。以2002-2010年52个国家高新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应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测算和分解,实证检验高新区是否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研究显示,高新区的TFP增长率明显高于其所在省区水平,且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技术进步对高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81%。高新区的TFP增长在区域之间具有收敛效应,在西部高新区技术效率的改进显著推动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值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比较——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文章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比较了增加值率(VAR)、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以1995年-2011年34个国家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现有的单指标评价法,无论是VAR,还是TFP,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现有的单指标评价法在实际操作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创新发展上,TFP效果更优;二是在绿色发展上,VAR表现更佳;三是在协调发展上,两者旗鼓相当;四是在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上,两者效果均不太理想。

融资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增长新常态,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融资结构是否适合现阶段产业发展?何种融资结构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例,首先用索罗余值法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然后探讨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两种融资方式均通过资本产生正向作用,且直接融资贡献约为间接融资的5倍。因此,笔者认为在推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进程中,应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我国农业发展研究:增长方式与要素分解——兼论农业就业与对策

源于对农业"增产不增收"以及"农业就业"问题的思考,选取1978—2013年研究时段,通过索洛残差法(SR)、隐性变量法(LV)以及潜在产出法(PO)对我国农业生产进行全要素增长率(TFP)以及规模报酬、要素贡献度做简要分析。分析表明:第一,我国农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波动式发展,增长趋向低水平稳态上升下降格局交错趋同、涨跌并存;第二,阶段性显著且成"v"形,与农业增长态势和要素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第三,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技术贡献率较为突出,技术改善贡献为负,要素投入效应较小。

消费增长能否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需求因素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制度的波及效应，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对1980—2012年的中国TFP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消费增长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高于投资增长率和其它要素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高于政府消费增长率；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具有趋同趋向。因此，政府应出台各种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苏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及其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通过对1978～2001年江苏经济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测算了江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总是伴随着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异质性要素替代弹性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兼论新发展格局稳增长的来源

本文将双层嵌套CES函数和有偏技术进步引入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供需结构、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采用NLSUR估计中国三次产业异质性替代弹性“真实”值。研究发现:相对价格效应是结构变迁的主导机制,要素再平衡效应影响非常有限;农业部门资本积累、要素替代弹性和TFP增长“三低”特征驱动其“剩余”劳动流向非农产业,工业部门呈倒U形变迁源于资本深化,服务业部门比重持续上升更多表现为“鲍莫尔成本病”。为此,本文认为有效提高要素替代弹性、提升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增长率是促进稳增长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