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以CSMAR数据库中2016—2019年的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回归模型检验了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探究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在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控制程度越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正向调节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即家族企业所处的要素市场越发达,家族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明显。

高管政治关联、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并购战略——中国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检验了高管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以2005-2009年间109家高技术上市公司183次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本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在本产业内实施区域内或跨区域并购,而中央政治关联则有助于企业在本产业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并购。研究结果还证实,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高管政治关联越能够促进企业并购的实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在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与并购之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知识型员工冗余对中小上市公司二元创新的影响: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

以277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知识型员工冗余与企业二元创新的关系,并探讨外部环境特征(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机理。研究表明:企业应保持一定的知识型员工冗余,促进企业二元式创新,过多或过少的知识型员工冗余均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同的环境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会减弱知识型员工冗余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间关系,而市场不确定性会加强知识型员工冗余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间关系。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是通过互联网及数字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探讨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传导路径.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来看,依托于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的数字金融存在网络效应特征,进一步地设定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数字金融和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门槛值.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从异质性分析看,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模式下的有益补充,其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强地区、银行部门发展水平较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财务费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三类渠道是释放数字金融创新红利的重要机制,探索了传导机制新视角.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金融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影响”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从环境绩效的视角测算了引发边际递增效应的门槛水平.文章的研究推动了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因以及数字金融赋能技术创新的效应、机制等的理解.对加快中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要素市场、积极构建中国特色ESG体系和绿色绩效评价体系、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为探寻中国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