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合规农药能确保农产品“地头”质量安全吗?——基于豇豆农户的扎根理论分析

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将小农户施药行为纳入监管范围,进一步厘清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机理与因素,有助于政府精准施策。通过对海南3个村32户农民豇豆种植过程的全程蹲点跟踪,对豇豆施药环节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访谈资料。研究发现:农户施药环节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选择过程,即使施用合规农药也不能确保农产品在产地的质量安全。在合规农药视角下影响农户施药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信息渠道,其次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强度、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村劳动用工成本。同时,邻里效应在农户施药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加农户用药信息的有效供给渠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面检测,坚持为农户提供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增加重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技术供给与推广,加强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RECP协议实施背景下提升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紧迫性。

社会风险融入公司治理下的董事合规义务——困境、重释与平衡

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风险的概念需融入公司治理,并凭借公司内部的源头预防优势来应对风险现实化后的公共损害。但传统的公司法及公司目的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董事对社会因素的考量面临多元目标冲突和履职技术受限等困境。故要将董事的监督义务重释为“构建公司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的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导向,在受托于公司的前提下,与忠实、注意义务并列成为信义义务的子集。董事应在履职中采纳ESG方法,通过设置董事(会)级别的领导机关和“预防、侦察、调查与补救”的类型化流程,缓解风险多元化和技术化的挑战。而专业判断规则与责任区分规则,有助于平衡义务强化下的后端责任,避免董事对合规的过度反应产生的经营懈怠。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法律风险规制

信息爆发增长催生了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的兴起。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解决信息过载和长尾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互联网信息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意思自治受限、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诸多法律风险,亟需法律作出必要的回应。为此,应当在诚信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比例原则的指导下,树立开放的隐私保护观,强化算法告知义务与用户拒绝权利,完善算法解释权,构建算法审计制度,以降低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②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③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④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发达片区进行污染转移的现象。据此,该研究提出,顶层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短视行为及各区域产业层次的客观差异,引导发达地区政府更加关注绿色技术创新的长期驱动力,促进“绿色共识”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患者七年大数据回顾分析

目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是最常见的外周性前庭疾病,但目前我国尚缺乏对BPPV大样本数据的回顾性分析,本研究旨在为BPPV患者家庭疾病预警和防范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选取2014年6月—202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眩晕诊疗中心数据库中眩晕患者45807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符合BPPV诊断患者5883例,根据其类型分类,统计患者年龄、性别、就诊时间、首诊BPPV类型、复诊BPPV类型等信息。使用Python 3.7进行数据可视化。结果BPPV患者中,女性3909例,男性1974例,50~59岁人群BPPV患者最多,且各BPPV类型中,女性患者比例均高于男性患者。所有眩晕患者位置性试验(+)阳性率为12.8%。不同类型BPPV比例中后管BPPV比例为64.5%,水平管BPPV比例为30.9%。有1092例BPPV复诊记录,首次诊断BPPV至复诊阴性有411例,234例患者BPPV类型在2~6次的就诊过程中有改变,BPPV类型转换比较常见的是左右耳PC-BPPV之间变化(71例)。结论本研究大数据显示,BPPV患者主要分布在50岁左右人群,女性患者约为男性的2倍。LC-BPPV患者比例远高于前期研究数据,约占所有BPPV患者的30.9%。在长期随访中,除大部分患者的BPPV类型没有发生变化外,主要的耳石变化存在后管侧别之间、后管与水平管之间进行转换的趋势。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金融强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运营正面临着各种挑战,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为突出。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资管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资管新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探究企业在金融强监管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经济后果检验显示,资管新规主要增加了企业的被动风险承担,加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经调节效应分析得到,企业通过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政府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可以缓解在资管新规出台背景下企业风险承担提高而带来的生产经营压力。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正向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政府补贴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第二阶段的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政府干预在各自的最优区间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减少了环境污染吗?——兼议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

数字化和绿色化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战略和目标,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着力探讨了环境规制在二者间的调节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先加剧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化了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负向作用,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则会强化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前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环境污染效应更加严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设置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从遵从到创造:社会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路径与策略——基于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制度观和战略观,探索社会企业实现组织合法性的路径及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纵向追踪社会企业佳信德润的整个创业过程,从动态角度探讨该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动和策略,可以发现,作为一家社会企业,佳信德润在初创期和起步期,不得不服从外部制度压力,采取遵从环境等被动策略,以获取规制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则采取创造环境等主动策略,以提升道德合法性、实用合法性,并通过建立联盟、公开讲述、获得第三方认证、推动行业发展等方式获取认知合法性。

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务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源。政务数据开放蕴含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更好地发挥价值,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数据安全法》出台为标志,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立法初见端倪,初步构建了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预防机制,明确了“政策指引、央地协同”立法模式与“多中心、全过程”的规制结构。政务数据呈现汇聚集中、规模庞大与流转广泛等特点,但其引发的风险内涵、类别与危害后果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相关制度安排鲜有涉及,引发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风险规制主体遮蔽、规制标准不一、监测内容不清、风险交流程序粗放等。亟需从风险规制这一新型行政任务切入,以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引,对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进行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建构法律规制进路,重点破解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规制的主体职责、标准体系、监测内容与参与程序等难点问题,将风险规制内容嵌入到政务数据法律体系中,寻求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方案。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