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分析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影响因素。方法2022年9月—2023年6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胃癌认知筛查态度和行为问卷、胃癌拓展平行过程问卷和一般资料调查表,对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胃癌患者一级亲属374例进行调查,分析该人群的胃癌筛查情况,探讨胃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胃癌患者一级亲属374例中,有96例(25.67%)完成了胃癌筛查;收入、医疗保险、居住地、危险因素认知、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感知自我效能是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胃癌患者一级亲属的胃癌危险因素认知和风险感知水平较低,感知自我效能低下,胃癌筛查率低。应重点加强对低收入、农村等人群的胃癌相关知识的健康宣传,提高胃癌患者一级亲属的认知及风险感知水平,提高自我效能水平,切实促进其参与胃癌筛查,以更有效地防治胃癌。

基于EPPM理论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干预方案构建

目的构建基于拓展平行过程理论(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的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干预方案。方法2023年3—11月,在文献回顾和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基于EPPM理论的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干预方案初稿,采用德尔菲专家函询法对18名专家进行2轮函询,形成干预方案终稿。结果2轮专家函询共构建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的筛查干预方案。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22、0.884;2轮函询的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176、0.3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构建的基于EPPM理论的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干预方案具有可靠性和实用性,以期为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干预提供借鉴依据。

“三位一体”干预模式在行内镜下胰胆管造影术老年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 观察基于医疗-患者-亲属的“三位一体”干预模式在行经内镜逆行胆胰管成像(ERCP)的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113例行ERCP的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5例)和研究组(5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予以基于医疗-患者-亲属的“三位一体”干预模式。比较2组在干预期间的并发症发生率、干预前后的主观幸福度、生活质量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期间,研究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研究组的主观幸福感评分及生活质量调查表中的情绪功能、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究组的护理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均<0.05)。结论 基于医疗-患者-亲属的“三位一体”干预模式能降低行ERCP的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有助于患者主观幸福度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且其护理满意度高。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神经内科急性期患者护理中的照护亲属参与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神经内科急性期患者护理中照护亲属的参与情况,并评估其对患者护理结果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选取我院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收治的86例急性期神经内科患者,分为照护亲属参与组(SNH组)和常规护理组(CGH组),每组43例。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自理能力、神经功能缺损及生活质量的变化,以评估亲属参与的效果。结果 研究显示,SNH组在肢体运动功能、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上均优于CGH组(P<0.006),特别是在神经功能缺损的恢复上,SNH组患者的改善显著(P<0.006)。结论 照护亲属的积极参与可以显著提高神经内科急性期患者的护理效果,改善患者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减少神经功能缺损,推荐在临床护理中加强亲属的参与。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一级亲属眼前节结构特点

目的:研究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ACG)患者一级亲属的眼前节结构特点。方法:选择2020-09/2022-10于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就诊的40-60岁PACG一级亲属48例48眼作为观察组,同时纳入同年龄段、无青光眼及青光眼家族史的健康体检者40例40眼为对照组,按年龄分为低龄组(40-49岁)和高龄组(50-60岁)。所有研究对象均行超声生物显微镜(UBM)检查,使用camera measure测量软件进行测量,主要测量指标包括前房深度(ACD)、前房面积(ACA)、前房宽度(ACW)、眼前节深度(ASD)、房角开放距离(AOD 500)、小梁虹膜夹角(TIA)、小梁虹膜间面积(TISA_(500))、晶状体拱高(LV)、虹膜曲率(IC)、虹膜厚度(IT 500)、巩膜睫状突夹角(SCPA)及虹膜睫状突距离(ICPD)。比较两组各指标。结果:观察组ACD、ACA、AOD 500、TISA_(500)、TIA均比对照组小,LV、IC均比对照组大(均P<0.05)。高龄观察组ACD、ACA、AOD 500、TISA_(500)、TIA明显小于同龄对照组,LV、IC大于同龄对照组(均P<0.05);低龄观察组ACD、AOD 500、TISA_(500)、TIA明显小于同龄对照组,LV、IC显著大于同龄对照组(均P<0.05)。高龄观察组的ACD、ACA、AOD 500、TISA_(500)、TIA均显著小于低龄观察组,LV、IC显著大于低龄观察组(均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ACD分布有差异(P<0.05),其中中重度浅前房的占比约为对照组的10倍。相关性分析表明,TISA_(500)与ACD、ACA呈正相关,与LV、IC呈负相关,TISA_(500)主要受LV影响。IC与LV呈正相关,与ACD、ACA呈负相关。结论:正常眼轴的PACG一级亲属存在房角关闭的高风险性。PACG一级亲属的眼前节结构较正常人拥挤,晶状体前移可能是导致房角狭窄的始动影响因素。

孤寡老人的遗产该归谁所有

洪某系某县章楼村村民,原为县食品厂职工。2003年,洪某下岗后外出务工,2018年返乡,此时已经65岁。由于洪某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也无任何近亲属可以投靠,县民政局遂将他安排在其所在村敬老院居住。今年3月,洪某患病去世,因其无任何继承人,章楼村委会为他办理了后事,支付了丧事费用。村委会在清理洪某的遗物时,发现他留有11万元存款。因洪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未发现其留有遗嘱。那么,洪某的这笔存款该归谁所有?

礼法结合: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研究

容隐诞生于儒家学说的礼义尊卑观念,经后世发展逐渐上升为法律制度,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对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容隐制度的发展展现出礼法结合的价值观念在维护宗法伦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在近现代社会演化为亲属拒证制度继续续写着法律与礼义情的兼容。探究礼法结合视角下容隐制度的发展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追求良法善治有重要作用。

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癌症风险感知质性研究的Meta整合

目的分析与评价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对感知癌症风险后的感受、对风险的认识等,为改善其风险感知水平,提高癌症预防意识和采取健康行为提供参考。方法计算机检索建库至2022年11月1日发表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网、Embase、PubMed、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风险感知的质性研究文献,采用JBI质性研究质量评价工具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Meta整合方法对结果进行整合分析。结果共纳入9篇研究,提炼出28个主题,归纳为7个类别,最终形成3个整合结果,即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感知自身患癌风险存在多重情绪、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感知自身患癌风险存在认知差异、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面对患癌风险态度差别较大。结论医护人员应提高对乳腺癌患者一级亲属的重视,关注其心理情绪及对风险的认识,给予其个体化指导,提高其预防管理态度。

“断亲”为何?--试论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断亲现象,理论上可区分为宏观意义上的一般性解释、中层意义上的跨文化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中的“关系性”解释。从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出发予以审视,以往的各种理论均倾向于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即认为“断亲”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导致的个体化结果。而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则将此种社会现象指向行动主体的主观意图,即如果一个人的地方社会网络能够给其带来充沛的社会资源,那么他不会采取“断亲”行为;当一个人从其原有的地方网络中无法获得他所要的社会资源,或此资源已派不上用场时,其依附性便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本身不再重要,因为现代性社会生活会使人们在自己的生活或事业领域重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断亲”只是表示与旧有的亲属网络不再发生联系。

结直肠癌患者一级亲属早期筛查依从率研究进展

结直肠癌患者一级亲属是结直肠癌高危人群。早期筛查是结直肠癌预防的关键。本文通过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中华医学会和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11个数据库,回顾结直肠癌患者一级亲属早期筛查的依从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分析,为开展相关预防和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机器人辅助肾移植术单中心初步经验

目的 探索机器人辅助肾移植(RAKT)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行性。方法 收集行肾移植术的16例患者资料,其中8例采用RAKT(RAKT组),接受同一供者对侧肾脏的8例患者采用开放肾移植术(OKT组)。对比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结果及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RAKT组无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RAKT组手术时间长于OKT组(P=0.015)。两组受者术前血清肌酐及出院时血清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OKT组1例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其余患者均未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两组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AKT术后恢复与OKT相当,对于肾移植手术经验丰富的团队而言,RAK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可以尝试开展。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的护理

肾移植(kidney transplantation,KT)是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最有效的治疗方法[1-2],其显著提高了受者的生活质量及存活率[3]。肾移植手术的治疗前提是可以获得适合移植的供肾,供肾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4],随着供肾来源的短缺与等待肾移植患者人数不断增加的矛盾日益加剧。

中国式断亲:当代亲属关系的演变与生活模式重构

不同于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理论预设,中国亲属关系作为一种传统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当代青年断亲现象反映了转型期中国个体与家庭关系从脱嵌到再嵌的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家庭化个体的生活模式。这既是中国人对婚姻家庭制度本身的生活期待和自主选择,也暗含着中国人对家庭主义文化的工具性利用,而家庭主义文化的实用性策略是形成中国亲属关系脱嵌后再嵌的更重要因素。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家庭亲属关系弹性伸缩的文化特质,也体现了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人们重新嵌入社会的一种努力。鉴于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的变动及其自身的风险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要看到家庭化个体的生活模式仅仅是“压缩的现代性”下中国人防御现代化变迁的一种能动适应和权宜之计。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后早期血型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

随着免疫抑制剂的快速发展,目前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ABO 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ABOi-KT)已不再是绝对禁忌。近期研究发现,ABOi-KT与血型相容肾移植(blood group 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ABOc-KT)在移植物和受者存活率方面基本一致[1]。

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从严监管的五维审视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的印发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和严格依规治党向纵深迈进。这一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合法利己,依法利他,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要求领导干部在家庭中树立家长权威,严格齐家;要求领导干部认识到从严监管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求领导干部既坚持法律法规至上,又做到情融法理,精准施策,实现依法监管和以情化人的统一;要求领导干部在将现行规定精神严格落实的同时继续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的国家立法,调整监管操作办法,以织密网络、清除盲区。

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的法治路径研究

亲属拒证制度不应局限于庭审阶段的近亲属免于强制出庭作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的亲属免证制度既是对法治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容隐”观念的扬弃,也是对当下社会治理需要的回应。然而,不论是古代亲属拒证权从民间观念到法律权利的法律规制进程,还是曾经片面追究实体真实等思维藩篱下废除亲属拒证制度,既不符合限制自由以实现自由的形式法治,也不符合法律给予人行为指引的实质法治。当前局限于庭审阶段的亲属免证制度并未充分达成法治应有之义,依赖司法矫治而孤立社会自我规训,导致社会治理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订背景下系统设计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须建立在权属主体为亲属—被告人“双主体”的基础上,明确亲属拒证权适用案件范围的四种例外与内容范围的适度扩大,并通过修订《刑法》妨碍司法类犯罪中关于亲属的规定,以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法秩序的统一。

宪法法治统一原则下部门法“家庭成员”的身份认定

“牟林翰虐待案”的释法过程,再次展现了家庭成员概念亟待扩张的现实需求。家庭成员身份决定了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典》确立的“近亲属+共同生活”标准,不能完全满足其他部门法的规整目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规范冲突与适用困境。尽管将家庭成员的认定标准予以扩张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此举突破了实在法的限制,违反了宪法法治统一原则。宪法对家庭给予保护,体现了家庭的伦理性和秩序性,同时也划定了家庭成员范围扩展的法治边界。为避免家庭制度的功能性解构,应坚持家庭成员关系类型的法定化立场,允许基于特定立法目的对家庭成员概念作出限缩解释。此外,为实现对“类家庭成员”的平等保护,有必要在立法中引入“其他共同生活的人”作为体系补充。

上海市大学生对遗体捐献认知及意愿的调查分析

遗体捐献指的是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行为,以及自然人生前未明确表示是否捐献,死后由其近亲属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行为[1]。遗体捐献事业有助于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上海市于2000年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是最早制定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的城市,该条例也极大地推动了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作为医学生的“无言良师”,捐献的遗体是医学教育和科研的宝贵资源,了解医学生对遗体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认知、态度及筛查行为研究

目的调查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疾病认知、态度及筛查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胃癌疾病认知、早诊筛查的态度及行为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对233名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进行调查,分析该人群胃癌疾病相关认知、对胃癌的早诊筛查态度及参加胃癌筛查情况,探讨胃癌筛查的影响因素。结果59名(25.3%)胃癌患者一级亲属处于胃癌疾病认知低水平,85名(36.5%)处于中等水平,89名(38.2%)胃癌患者一级亲属处于高水平。145名(62.2%)研究对象表示一定会去参加免费的胃癌检查。44名(18.9%)研究对象主动参加胃癌早诊筛查。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胃癌疾病认知水平、患有胃部疾病、年龄、工作状况和是否有商业保险是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疾病认知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态度积极,但胃镜筛查率不高,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胃癌患者一级亲属胃癌筛查行为,以便胃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