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亲亲相隐”说新论

《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关这一段话中孔子之语该如何理解,近些年成了一个热点问题。“亲亲相隐”是美德还是说明儒家导向腐败,争论不已。

“亲亲相隐”中道德认知的视角差异

“亲亲相隐”问题中的道德认知易受个体自我中心的影响,因此其视角差异值得关注。通过三个研究比较了人们在当局者-旁观者视角下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并考察了重要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和情境(错误严重性、社会关系和道德领域)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判断具有稳定的跨视角一致性;(2)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的道德决策体现了更低的“亲亲相隐”倾向;(3)相对旁观者视角,在当局者视角下个体对“亲亲相隐”的道德认知分离程度更低,且更高的错误严重性促进了这一差异;(4)这些视角差异未受个体自我建构和社会赞许性的显著影响,并在多种道德领域中保持稳健,且仅存在于亲近者违法犯错的情况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人对“亲亲相隐”的复杂态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道德认知中的关系偏好。

“亲亲相隐”:儒家前沿伦理议题的再审视

“亲亲相隐”是传统儒家的一个中心议题,“亲隐”本质上是在强调血缘亲属关系超越了国家正义秩序的地位。在儒家的社会伦理中,血缘亲属关系是人类生命延续绵延的基础,而此关系以外的其它社会关系又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条件,二者在价值判断顺序上的先后性确定了现实行为的优先性,矛盾也由此产生,表现为现实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与国家正义秩序之间的张力冲突。现代广泛应用的“亲属回避制”则是消解此种矛盾的有效机制。因此,“亲亲相隐”具有本体论与现实制度的双重合法性,它同儒家生命伦理原则是相互统一的。

“亲亲相隐”制度的结构、解构与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项我国本土的法律原则,起源于西周、确立于汉朝、集大成于唐朝、消亡于近现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主体扩展、性质转变、原则呈现,体现出法的秩序价值、效益价值与人权价值,在长期的流变中植根于我国历史的封建统治与宗法制度,折射出人文关怀与厌恶诉讼的理念,在现代被重视实体程序与舍己报国的思想所替代。亲情无国界,随着“相隐”理念走入世界大多数国家,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维度借鉴这一历史制度的有益元素,以优化完善我国现有的亲属拒证制度。

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比较研究

亲亲相隐原则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包庇犯罪行为,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则源于西方刑法学,主张行为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行为,可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这两种理念看似相悖,但有一定共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将通过比较期待可能性与亲亲相隐原则的适用条件、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对这两个刑法原则进行探讨。

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现代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佘祥林案"中佘母的不幸遭遇即为典型。本文阐释古代"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和现代亲属权利立法的各自特点,论述法律确认亲属权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探讨古老"亲亲相隐"对确立我国现代亲属权利制度的正面价值及其在现代人权理念之下的创新转化。

“亲亲不能相隐”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亲亲相隐”于民间法的归隐

长期以来,"亲亲不能相隐"的制度因为难以推行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软肋。本文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亲亲不能相隐"对提高破案率几乎没有作用,从而打破了公安机关依靠亲属的口供寻找突破点的期许。同时,本文立论了"亲亲相隐"已归隐于民间法,并且正在不经意间以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方式规范着国民的行为。对比"亲亲不能相隐"与"亲亲相隐"的效用,我们不得不呼吁"亲亲不能相隐"的淡出和"亲亲相隐"的现代重构与立法。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亲亲相隐”原则及其活化:以刑事法为视角

尽管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原则大多持否定态度,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事法精神相违背。在考察“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演变并对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亲亲相隐”原则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最后,结合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探讨了现代社会活化“亲亲相隐”原则的现实途径。

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或制度,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价值理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却销声匿迹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完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十分必要。

父子相隐、君臣相讳与即行报官——儒家“亲亲相隐”观念刍议

从"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看,孔孟首倡的"父子相隐"、"窃负而逃"是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不仅会在"亲亲相隐"中导致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损人利亲"后果,而且会在"官官相护"中导致为了偏袒君主官员及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损民利君"后果,甚至还会在"大义灭亲"中导致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专制利益、不惜损害自家亲属正当权益的"损亲利君"后果。

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当引入"亲亲相隐"的原则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本文从分析我国"亲亲相隐"的历史渊源及现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当代国外刑事立法的一些成功经验,结合犯罪行为的可罚性理论,以及现代刑法应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等,阐述了在刑事法律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性及其进步意义,并在结尾就如何引入这一原则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亲亲相隐的心理学解读

亲亲相隐作为中国一项法律制度资源,是有着深厚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的。从人类共性和本土心理学的视角探析亲亲相隐的人性动因和心理基础,透视该文化设计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从而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明智地对待这一制度资源拓展新的理解视角。

富含人性的传统法律及其当代魅力——对“亲亲相隐”原则法律价值的透视

国内外法律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任何国家的制定法只有通彻人性,饱含人文关怀,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调整功能。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人性化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而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恰恰抓住了人所具有的悲悯之情。自古至今,它所展现的人性魅力,使法律理性和天然人性实现了有机统一。我们之所以今天依然要推崇"亲亲相隐"制度,就是因为它将为修正我国刑事法律的人性匮乏提供实证支撑。

“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刑法要把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一定建立在能够期待绝大多数人为相反的行为这一判断之上。所谓"期待之可能性"实际上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考量问题。我国现行刑事法制裁近亲属之间的包庇、藏匿、伪证等"相隐"行为,实际上建立在"法治圣贤定位"之上,这样的定位是值得反省的。

刑法解释论视域下的亲亲相隐出罪路径

对于亲亲相隐的出罪,首先应该尝试从解释论的角度去寻找路径,但是,罪刑法定出罪机能的缺失使得将超法规的亲亲相隐予以出罪存在障碍。应通过将期待可能性思想法定化的途径,在犯罪构成的框架内解决亲亲相隐的出罪问题。

从“亲亲相隐”探析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完全否定了亲亲相隐制度,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是相悖的,也不利于保护人权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呈现。以"亲亲相隐"为道德蓝本,构建亲属免证制度,既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尊重,也是对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尊重,避免刑法对个别轻微行为的机械干预而导致社会现实秩序的破坏,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刑事立法设计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我国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典对此均未作规定。鉴于亲亲相隐制度深厚的人伦情感基础及其在国外现行刑法中仍多有体现的状况,我国未来立法应当重新考虑设立这一制度,对其适用范围、在刑法中的具体形式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