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从陶寺观象祭祀遗迹谈国家起源时期公共权力的形成

按照我们现在的常识,一个政权有多少军国大事,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千头万绪,首当其冲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这类事,然而《尚书·尧典》记载的首件政务却是派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现在有了陶寺城址中“迄今发掘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集观象和祭祀功能于一身,《尧典》的记载似乎容易理解了。据此二者的联系,我们可以推测,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

北斗观象授时系统

本文根据收集到的北斗观象授时史料并参照历代天文家对北斗观象授时之研究成果,复原了汉代前后就已存在的北斗观象授时系统,指出无论是从理论水平还是实测技术及观测仪器上说,它都是古代较为完善的一个观象授时系统。

“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先秦时期天文学的二重功能性论析

在先秦时期,"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是天文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既缘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性质,也取决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到春秋时期,人们在视异常天象为上天"告凶"的同时,开始思索导致"天谴"的人事原因。先秦时期天文机构、职官的设置基本上是一身二任的,既负责观察天象的运行来治历明时,又负责通过天象的变异来占测吉凶。

“观星”还是“观日”?——《史记·五帝本纪》帝尧观象授时考究

《史记·五帝本纪》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记载标志着天文学发展的一大进步,但帝尧时期通过观测星辰定四时的方法历来备受争议。实际上,帝尧时期太阳崇拜的观念根深蒂固,古人对太阳的认识更加深刻,观日授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历史的脉络渐趋清晰,陶寺观象台通过观测日出方位定四时的实证与《五帝本纪》所载相悖,这也印证了考古发现对证史的重要性。

观象授时要籍对照表释义

在有规律地调配年、月、日的历法产生以前,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都是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观象授时的时代.对上古先民的观象授时,不少典籍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先民将全年各月的天象、气象、物象加以记录,并以此为依据提示人们各月的农事活动.这在当时自有重要意义,后人给以郑重记载,视为经典,也就十分自然.历代学人对观象授时的有关记载认识不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中便生出许多疑(?),有关典籍的真实面目反而含混不清,世代相袭,实有澄清必要.

兴隆洼玉玦的功用是观象授时

运用模拟观测的方法,再现了兴隆洼玉玦与当时北斗七星相结合的测时场景;再依据观测至简的原则,结合出土物证证明了当时天文观象授时的依据是大角、织女一和参宿;在此基础上,玉玦小时段测时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出来,以春(秋)分日大角星上(下)中天的位置为参照,玉玦的测时功能可以轻易实现将全年进行二分二至日基础上的二十四节细分。玉器与天文观象有关,玉器文化沿袭祖制传统,依据这两点,可以确定玉玦、玉璧、玉环、玉瑾、玉璋、玉圭和玉钺等玉器的形制规范。

观象授时——占星术的起源及内涵新论

中国古代人民早期对天地的理解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时间、时令的确定,可以说是农耕文明奠定和发展的基石。早期人们通过观象授时总结出历法以指导生产活动,并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形成占星术。源于观象授时而生的占星术与政治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维持权威与统治的重要工具。由早期的观象授时再到承天意修人事的占星术的过程,形成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天文学文化。同时,它也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来源。

《尧典》“观象授时”的知识溯源与流传层次

《尚书·尧典》,顾额刚先生认为其为战国秦汉间的伪作(参《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屈万里先生定其成篇时间在孔子之后,孟子中晚期以前(参《尚书集释》)。陈梦家先生认为出自战国人之手(参《尚书通论》)。三家皆留心于此篇中晚出的痕迹,此为古史辨派,或古书辨伪者惯常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

《夏小正》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星象物候历 ,也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文献。文章将该历按月给出的 1 7个星象分为昏旦南中、伏见和星座指向 3个部分分析计算了其使用年代 ,结论是 :《夏小正》中各星象的年代是一致的 ,该历曾被用于周代 ,其起源可以上推至夏代 ,但确认后者还需要其它方面的证据。

西南民族授时方法与历法系统初探

所谓历法，即是为了适应公众的生活、宗教仪式以及历史或科学的需要而把日子进行组合的一种方法。它将年、月、日、时等计时单位按一定的授时方法进行安排，以便记录和计算较长的时间序列。它将说明每月的日数如何分配，一年中月的安排和闰月、闰日等的安插规则，节气的安排，纪年、纪月、纪日的方法等。

论半坡彩陶盆的天象图式

半坡彩陶盆纹饰由口沿纹饰和盆内主体纹饰构成一种天象图式。口沿画“四正四维”宇宙图式,四维“个”字纹与文献相符,四羊纹表示日出入四隅,人面纹源自“二子”相争的故事,演绎为“参商”不相见的星象。参星和商星在春分和秋分点附近,是日月宿舍,两舍中间是冬至点。当二分点位于地平时,冬至点下中天。因此夜半斗柄指东,商星出东方、参星入西方,就是岁首冬至。这是仰韶时代观象授时历历元的特征,西汉《太初历》曾以此历元为“上元”。

《豳风·七月》岁时观念探析

《诗经 ·豳风·七月》所着意呈现的是时间流转过程中的农桑活动。本文在对其岁时问题的学术史梳理之上,对《七月》中体现出来的岁时观念进行探析:《七月》采用夏历与周历并行的方式来结构诗篇,是先民以冬至为年岁节点的岁时观念在历法系统上的渗透;先民以观象授时的方式确认了自身存在的节奏,并在循环的时间序列之下有序开展着各种农事活动。

从节气到节日:从历法史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统的形成和变迁

节日系统和历法系统密不可分,节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观象授时制度,在成文历法产生之前,农时周期和庆典周期是合而为一的,节气亦即节日。随着成文历法的创立,由于中国传统历法制度即夏历采取的是阴阳合历,以阳历纪农时,以阴历纪年月,庆典的日期被按照阴历纪时周期固定下来,而节气则按照阳历安排,从而导致了庆典周期和农耕周期、节日和节气的分离,因此形成了与节气系统并行不悖的传统节日体系。

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从西水坡宗教遗存论到上古时代的天文与人文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出自《周易》的《文言》传。我们知道，“见龙在田”实为《乾》卦的九二爻辞，意即龙星经过一年的回天运行，位于龙角的角宿又于黄昏之后重新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这个天象，古人便名云“见龙在田”，民俗则谓之日“龙抬头”。“龙抬头”作为《乾》卦的六龙之一①，与其他五条描述龙星的爻辞一样，都是记述古人观象授时的标准天象，所不同的是，“见龙在田”的天象作为龙星回天运行的一个新周期的开始而与“天下文明”相为因果，明确体现了古人将天文视为文明之源的独特认识。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天文图像及墓主身份考释

198 7年在河南濮阳出土的 45号仰韶墓葬 ,墓主脚端外侧的北面摆塑着一座柄斗指向龙头的北斗图案。经碳 14测定 ,并经树轮校正 ,那是公元前 40 0 0多年前的墓葬。经研究 ,北斗图案显然是一幅反映当时实际天象 ,其年代当为公元前 43 0 0年左右。这时正是帝喾高辛后期。其图象是帝喾时期以“三辰”(参宿 ,心宿大火和北斗 )授时的最生动、最形象、最有说服力的实证。它以铁的事实说明 :距今 63 0 0年前的帝喾高辛时代 ,我国的天文历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相当精密的高度。 45号墓主 。

高庙文化八角星纹的风格演变和内涵研究

八角星纹是中国史前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图像。经考证,以距今约7800年湖南高庙遗址白陶残片表面的八角星纹年代最早。大约从距今7000年开始,在洞庭湖区域水稻农业发达的背景下,八角星纹图像逐步传播至长江、黄河下游及辽河流域,发挥了较强的文化引领作用。本文通过对比高庙文化早、晚两个阶段出土的器物上八角星纹的形式,分析其演变过程,以及其与凤鸟纹、扭结纹等同构复合图式的形式,并结合“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成像理念,提出八角星纹是中国人神秘而原始的天极观念的活化石,体现了“农事立国”、一切从天文历法出发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特征。

从观象授时到天空地一体化授时

观象授时,人类最初认知自然的行为,通过对空间和时间的分辨得到准确的时间历法是农业社会的大事。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是天空地一体化授时体系,更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设施。

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

试论陶文“■”“■”与“大火”星及火正王震中在史前陶器、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中，“”及其简体“”是耐人寻味的。这类刻划符号，自６０年代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被发现以来，迄今至少已发现有２５例以上。其分布，除山东省莒县陵阳河①、大朱村、杭头②、诸城前寨③...

天文古今 反本开新——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特色

张汝舟先生系统梳理了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产生的全过程,建立简明实用的星历观,还原四分历的算法,首创史学研究中"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他的理论解决了汉以前天文历法中的诸多疑难问题,成功运用于西周纪年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套理论建立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置于今天蓬勃兴起的天文学史研究中,依然是独树一帜的.文章从张汝舟先生厘清"岁星纪年""三正论"的迷雾,阐明"中流伏内"是古人定量描述星位的方法,观象授时几部要籍的比照释读,揭开"三统历"的真相,发明四分历的修正算法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汝舟先生对古代天文历法、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王子午鼎年代考

一九七九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二号墓内出土七件铜器,均有相同铭文。《文物》一九八○年十期发赵世纲、刘笑春同志文章(下称赵文),对铭文有很好的考释,只是没有明确铜器的铸作年代。本文据以做一点补充,续貂而已。铜器铭文,前有“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鼎,后有“令尹子庚”的慷慨文词,称此器为“王子午鼎”极是。赵文引《左传·襄公十二年》杜注:“子庚,庄王子,午也.”确认王于午即令尹子庚.又据《左襄十五》“楚公子午为令尹”,《左襄二十一》“夏,楚子庚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