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制度立法:从中国传统到近代之衍变

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因此,见义勇为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体现为严惩见义不为、保护见义勇为者在防卫行为中的免责,并奖励见义勇为行为。随着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和西方法律思想的传入,立法者逐渐在“民律草案”中引入大陆法系无因管理制度、权利的行使制度来规范见义勇为行为。《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确立了以保护紧急救助者权益为核心内容的见义勇为制度。这一制度的现代化转变特点为:法律调整从刑法转向民法,救助义务从法律义务转变为道德义务,免责规定从专门立法发展为分散保护,救济方式从重赏赐转变为重填补损失。这一衍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与融合,更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为现代社会见义勇为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见义勇为”的现代民法进路

见义勇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作为道德概念,见义勇为的法律内涵与外延尚未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涉见义勇为案件的制度指向不明,“中国式好人法”无法实现预期价值。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概念,见义勇为的法律概念与外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法文化基础,见义勇为与域外“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内涵与外延存在质的差别,需要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解读见义勇为中“义”与“勇”,对见义勇为进行“中国化”“本土化”的制度定位,在《民法典》整体框架下,形成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符合当代中国社会需求的见义勇为制度体系。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对蒋东海等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群体)进行奖励的决定(川府发[2023]25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近年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征程上,涌现出一批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人(群体)。

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法律之辨析与矫正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救济 ,现行法存在着严重局限和司法不统一现象 ;在对适用法律辨析和对现行法进行检讨的基础上 ,作者阐述不能适用“奥康递刀”规则的理由 ;提出了救危抢险法律制度的立法新议 ,作为建立见义勇为行为制度的矫正机制。

社会环境因素对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居民见义勇为调查为例

利他行为不仅受个体特征影响,更受到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产物。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成都市居民见义勇为的意愿和行动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转型时期社会环境因素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城乡环境、治安环境、政务环境对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除了通过道德宣传和说教,倡导利他行为之外,更要加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和谐的城乡关系、安全的治安环境和公平的政务环境。

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保护及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是个道德问题,同时又是个法律问题。见义勇为法律化的首要问题是对之应有一明确的界定。应充分发挥道德与法律的互动作用,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制定见义勇为人员保护法。

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

对古犹太法、英美法、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见义勇为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不同法域的见义勇为立法涵盖范围不同、立法重心不同的结论。阐述上述差异的原因,评价道德法律化运动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影响,研究中国的见义勇为立法人性标准设定过高与警力不足问题的关联以及见义勇为立法实效问题。

见义勇为认定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建构

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应该将范围限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之后,不能对见义不为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否则将导致更多的道德风险。准见义勇为者和被救助者相对于国家机关具有信息优势,但是,二者之间又缺乏未来反复合作的机会。如果排除道德因素,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基础。要解决信息、信任造成的见义勇为的尴尬局面,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调整:利用现行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诈骗罪等法律规定进行规制;重新界定见义勇为的范围、申报和调查程序、公益基金运作、免责条款等,最终实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法治化。

论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政府责任与行政行为的规范

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是指公民在作出见义勇为的行为后应予保障的权利和利益,包含应获奖励的权利和应获救助的权益。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中政府扮演着无以替代的角色,其行为起着关键作用。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过程中,政府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奖励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补偿。必须尽快通过全国性立法明确各级政府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上的职责、规范涉及权益保障的相关行政行为,惟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对其进行法理思考。笔者认为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丰富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法律内涵 ;推进了以协调为宗旨法律观的形成 ;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协调互动关系的持续发展 ;加强了对公民权利全方位保护的力度。

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

见义勇为中救助者所涉及的"他人事务"具有"多重主观归属性",这也决定了见义勇为行为法律性质的复合性及其法律后果的多重性。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不同于传统无因管理制度中管理人对被管理人的损害赔偿等请求权,前者在利益衡量上更为妥当。基于见义勇为的行政协助性质,在受益人适当补偿义务不足以弥补救助者损害之时,应通过行政补偿、社会救助等对救助者的损害进行兜底救济。

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民法通则》第109条为中心

见义勇为可以被定义,其是自然人在履行法定职责或特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公共的或他人的利益,而与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的正义之举。在民法属性上,见义勇为呈现出多样性,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有紧密联系。对于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适用无因管理之债的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反而会造成背离实质正义的尴尬结局。因此,《民法通则》第109条等规范应予废除。

社会治安的经济特性与“见义勇为”模型

】社会治安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安全，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如何强化社会治安是一个重要的软科学课题．治理社会治安的政策措施只有在对社会治安问题的特性有所认识后，才能“药到病除”．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治安的非协作性行为．文中针对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方面——“见义勇为”，建立了对策论的概念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启示性结论：“见义勇为”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Ｐａｒｅｔｏ改进。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制度的现状、不足及完善

见义勇为是社会之义举。当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之时,见义勇为者因该行为导致的人身损害能否得到充分合理补偿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现行见义勇为救济制度的分析,认为应该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济,要在明确救济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民事、行政、社会保障等救济途径,以确保"英雄流血不流泪",进而大力弘扬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积极行为。

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从德国法及台湾地区法规定评河南法院判决

本文从德国法及台湾地区法的文献角度出发,评析见义勇为之法院判决,试图证立透过德国法与台湾法有关"无因管理"制度的完整规定,足以解决中国大陆所发生见义勇为的基本问题。简言之,见义不勇为,应仅违反道德义务,尚难构成侵权行为。至于见义勇为之人得向被救助之本人请求补偿之依据则应为无因管理,而非抽象之公平原则或衡平原则。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见义勇为行为法律保护之不足与完善

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无法定或约定义务或超越法定或约定义务范围,为避免国家、社会或他人利益受到损害而实施的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危难救助行为,其法律属性为防止侵害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明显不足,亟须完善。

论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关于见义勇为者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定存在明显不足,给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带来一系列问题,应通过全国性立法统一界定见义勇为的含义,明确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障内容及范围等,从而切实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试析行政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兼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制度之不足

行政法不仅要关注行政主体的行为,而且应该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独立类型的见义勇为行为,具有特定的涵义、性质和意义,不仅区别于民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而且不同于其它行政法性质的行为。对该行为,需要行政法律制度给予其特别规范;国家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而不仅仅是给予奖励。

论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见义勇为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高尚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中国至今尚无全国性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障法,一些省市出台的相关法规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应当对见义勇为进行统一立法,特别是建立见义勇为者权益损害国家补偿制度,明确政府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方面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真正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