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AIDS与aids,患者主诉叙事与疾病见证叙事功用伦理的冲突——评桑塔格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桑塔格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一部艾滋病患者声音被遮蔽、患者身边朋友多声部交互的疾病见证叙事作品。疾病见证叙事压制患者叙事使得"疾病事实"摇曳不定、缺乏"权威性"。叙事医学是聚焦意义和叙事符号实践的医学,更是以挖掘患者主诉故事为道德和伦理职责的医学,因此在解读该小说和叙事医学实践中,患者的疾病意义表征能力以及疾病体验叙事能力培育更应该是医护从业人员、审美批评和读者阐释的关注方向。

台湾抗日小说的一道奇异景观——台籍原日本兵的南洋战争见证叙事

台湾青少年在"二战"中被"志愿"到南太平洋参战是一段苦难的历史,台湾抗日小说中的《猎女犯》和《少年上战场》等见证了这段历史。作者以当事人的身份见证叙事了战争对台湾人民肉体和精神的无辜伤害、战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苦难,并由此生发了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思考。

伪证:见证叙事的伦理问题

从叙事视角来看,见证叙事有两种形式。在单一视角的见证叙事中,见证人提供的大都是孤证,局外人和旁观者很难考证其真实性。在多重视角的见证叙事中,见证人提供的证词可能相互印证,也可能陷入罗生门式的证据陷阱。这就使见证叙事陷入了"见证的危机"。威尔科米尔斯基造假事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证了见证人的伦理身份不容僭越。见证叙事的"罗生门",这个证据学中最为纠结的"戈尔迪之结",恰恰归结为一个伦理结。这表明,"见证的危机",其实是伦理的危机。为什么不能作伪证?如何走出见证的危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术语的建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钥匙。

21世纪美国南方小说《倾斜的世界》与《拾骨》中的洪水叙事

洪水叙事在21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既是作家对南方灾难书写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当下人类世时代环境问题的回应。本论文选取近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以洪水为题材的南方小说,分别挖掘两部小说独特的叙事机制背后所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其中,汤姆·富兰克林和贝丝·安·芬内利的小说《倾斜的世界》聚焦对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灾难的历史拟写,借助对洪水场景的具身呈现回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强化了被淡忘的集体记忆,超越了官方建构的历史叙事的局限,重构了关于大洪水的文化图景,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灾难的重新认知;而杰斯敏·沃德的小说《拾骨》则基于沃德本人的卡特里娜飓风经历,以见证叙事的方式讲述灾难给人类带来的创伤体验。在此过程中,沃德将伤痛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最终在对环境灾难下人类建立共同纽带的构想中完成了创伤的疗愈。两部作品都通过洪水灾难叙事,将洪灾记忆与当下经验相整合,告诫读者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当下,人类迫切需要重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同时建构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当代洪水书写传达了南方作家的环境忧思与生态警示,丰富了南方灾难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生态内涵。

叙事见证:让教师的生命熠熠发光

基于叙事疗法的见证是有力量的,通过自我见证、重要他人见证、玩偶见证、时空见证等方式,帮助教师积极正向地选取素材编写自己的教育故事,并能用不同的方式去见证自己的闪光故事以及蕴含在故事中的个体素养和自身价值,从而让教师挖掘生命中的潜能,看见成长的希望,以更积极阳光的心态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并激发教师以这样的态度和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学生,点亮学生生命,师生共同成长。

作为事件的文学文本--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小说《真相大白》的叙事研究

本文运用伊格尔顿、德勒兹与小森阳一等人的“事件理论”对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小说《真相大白》文本的事件性进行分析,指出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见证叙事的手法,不断将阅读的事件性从文本中召唤出来,生成读者参与的阅读事件。同时,福尔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在文本中多次探讨后现代的元历史问题,制造文本与历史的对话,再借由读者的阅读过程生成当下的事件,不断生成当代的历史。小说也是福尔试图跨越时空阻力、走出当代创伤文学见证历史的困境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