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两尊北周汉白玉观世音像无损分析

本文采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分析仪和激光拉曼光谱仪对西安汉城乡西查村出土两尊北周汉白玉观世音立像彩绘进行无损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红色颜料为朱砂,绿色颜料为石绿,彩绘层和金层下均以含Pb显色颜料做打底层;金层并非鎏金和含HgS金胶的贴金工艺而制成;立像汉白玉本体为方解石大理岩,与北京、曲阳的汉白玉成分不同,可能为本地画师和工匠制作而成。本研究结果为探讨长安北周白石造像的制作工艺和产地来源等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韩国道岬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摹本溯源——日本知恩院藏本图像分析与现状模写

日本知恩院藏朝鲜初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是流失于海外的朝鲜时期佛画之一,画面参照《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绘制了“拔苦”“与乐”以及“成愿”场面。经考证,“知恩院藏本”画面构成多借鉴于我国明朝早期的《普门品》版画,并通过画面的再组合,形成了富有特点的独幅普门品经变形式。其山水排布继承了李郭派的画风,即鬼面石、蟹爪枝的绘画风格,但山石的皴法多运用短线与墨点堆积的皴法方式让岩石显得更加厚重且富有质感,被认为是受朝鲜时期安坚画派影响下而出现的独特画法。本尊为朝鲜时期典型的正面像水月观音绘制方式,与我国法海寺水月观音有一定的亲缘性。韩国道岬寺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为2005年韩国梵海文化财研究所绘制的知恩院藏本的现状模写摹本,底稿绘制、色表调制等皆在日本境内完成,并运用了传统的模写技术。虽然现代科技可以使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但是绘画类文物的模写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道岬寺摹本”为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圈的绘画类文物临摹提供了案例参考。

丝绸之路佛教图像谱系研究 以北朝莲花手观世音像的来源与传播为例

莲花手观世音是最古老的观世音形象,起源于公元2世纪的古印度,其造像以手持长茎莲蕾为标志。在中国,莲花手观世音像也是最早出现的观世音像样式。在北魏中晚期,河北、山东地区开始出现并流行手持长茎莲蕾的金铜菩萨像,早的一尊,是皇兴四年(470)王钟造观音立像,发愿文为:“皇兴四年七月九日,王钟夫妻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愿令亡父母常与观世音菩萨共生一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二十八部众”护法神众考释

《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源自印度的汉译经典,须结合印度文化与佛教文化来索解其教义。《千手观音造次第法仪轨》是在此经汉译文句基础上,对护法神众给出坛城的制作规范,将五十余位护法神众化约为“二十八部众”。本文运用佛教藏经与印度神话资料对《大悲心陀罗尼经》偈颂所列护法神众进行逐一考释,辨析他们的身份及探索其宗教形象与护法职能。析分出来的五十三位护法神众,除了常见的梵天、帝释、四大天王与天龙八部,印度宗教的许多神祇与鬼类也被纳入体系,在佛教经典中给出佛教立场的描写。还原《大悲心陀罗尼经》偈颂所含摄的护法神众,并无损于“二十八部众”的既成佛教文化观念,而是提供另一种依据经典及宽广视域的解读方式,拓展对千手观音菩萨经典与文化的理解。

《高王观世音经》考析

本文利用敦煌本、房山石经本、《大正藏》本对伪经《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校录 ,然后分析了该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结撰依据。

西夏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述略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存世较多,与敦煌、宋、辽、金等汉文本内容基本一致。西夏译本至迟在天盛八年(1156年)已有抄本,卷尾发愿者题名有两姓不见于存世西夏文献,经文其他附加内容承自汉文本。多个西夏译本内容相同,为同一本子翻刻或复抄。但拜寺沟方塔出土、黑城本与西夏本内容有异,似乎另有来源。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类型研究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像大约从5世纪70年代兴起，以莲花手观世音造像为代表（A、B、C三型）；6世纪初，模仿佛陀施无畏和与愿印说法形象的观世音造型开始出现（D、E、F三型）；到北魏晚期（507～534年），说法的观世音形象的类型和数量超过莲花手观世音像；到北周、北齐时期（551～580年），说法印观世音像取代了莲花手观世音像，并且开始出现、流行以观世音为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夹侍一铺三尊，甚至一铺多尊的观世音造像（观世音三尊A、B两型）。姚秦鸠摩罗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婆娑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等记载，为观世音形象由5世纪后半流行莲花手，到6世纪变化为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佛典依据。6世纪不少民众把观世音视为佛，是金铜观世音像施无畏和与愿印流行的现实原因.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词语札记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 )是在我国久已失传而新近从日本介绍回国的南朝小说 ,书中保存了不少南北朝时期使用的较为特殊的词语。本文考释了十一条这类词语 ,同时对《汉语大词典》

河南博爱县青天河峡谷新发现北魏摩崖观世音像

本文对青天河峡谷新发现的北魏摩崖观世音的形象、造像背景及其与龙门石窟的关系等进行分析, 并涉及北魏时期的末法思想和刻经活动。此外对于造像题记中提到的“丹道”这一新材料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西夏佛教灵验记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观世音经》为例

因作品稀少且翻译不易,西夏文学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西夏文学除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外,在佛教文献中也有不少作品。如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不少佛教灵验记作品均带有典型的文学属性。特别是黑水城出土的《高王观世音经》三种,其序文作为典型的佛教灵应故事,虽与前代类似传说有所不同,但也有着传承自隋唐五代的痕迹,同时也对伪经的传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这种灵验记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的传承,也是佛教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同时,相比社会经济军事研究,西夏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佛教文学作品则可为西夏文学研究另辟新地。

观世音名号与六朝志怪小说

佛教,主要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2006年11月25日-27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黄石东方山弘化禅寺共同举办了一次"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讨会,近4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的角度,就"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入讨论。我们这里编辑了一组相关的论文,希望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译本

文章首次刊布了《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西夏文录文,并参照敦煌汉文本对这部经书进行翻译和校注,可以为西夏佛教史和西夏语言研究提供一份新资料。

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

观世音信仰在中土形成始于东晋,在特殊社会条件下迅速传播,并渐次成为民众信仰的主流。进入唐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观世音信仰的内涵亦发生变化。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影响文学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动因之一。本文以唐代小说、诗文等为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观世音信仰内涵的变化、在社会上的表现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仙释圆融 佛道双栖——慈航真人观世音仙话传说的文化观照

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慈航真人是一位深受民间崇奉的女仙。慈航真人信仰的形成与佛教的观音菩萨信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慈航真人观世音这种佛道双栖的现象是中国古代三教合一特别是仙释圆融宗教文化的产物。慈航真人仙话传说中的性别困惑既体现了古代社会性别意识的特殊取向,也反映出观音形象不断演变的历史信息。

近代中国基督徒眼里的观世音——张亦镜对观世音的认识

民国初年,随着佛教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基督教本色化的运动广泛展开,作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张亦镜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选择佛教中的观世音作为基督教对话的对象,他从佛教典籍中对观世音的来源、现身和女身进行考证,否定观世音的存在性和神性,从而否定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并非中国文化,张氏的这种观点不免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狭隘性。

管窥中国的观世音信仰

本文拟主要探讨观音的名号、来历及观音信仰中的观音在中国由男变女的过程及原因。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感应征验母题——以《观世音经》的盛行为考察中心

将一些神奇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佛与众生的心有灵犀,这是佛教感应观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与中土早已有之的感应学说相契合,在佛教大盛的六朝对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六朝小说中产生了感应征验母题,这一母题一般由民众陷入困厄,归心释氏乞求保佑解救,菩萨显灵使其脱离困厄三个环节构成,对后来的感应小说创作影响重大。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考述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大悲心忏》是明代万历年间程大约所刻观音变相图画集。此书构图生动,刻画精美。程大约亡后雕板散佚。天启二年方绍祚收集旧板补刻重印。这些雕板保留于徽州岩镇三百余年,直至民国时许承尧发现后补跋重印。此板现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为一级文物。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上）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点举误（上）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晋谢敷撰《光世音应验记》传于傅瑗，后经孙恩之乱散逸，瑗子刘宋北地尚书令傅亮据记忆追录７条。二、《续光世音应验记》，刘宋太子中合吴郡张演，据其所闻续记１０条。三、《系光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