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诗掩一书——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笺证源流论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人为之震惊和伤悼,一时祭文、挽联、挽诗、挽词云集,后汇集诸家撰述,由天津贻安堂刊行《王忠悫公哀挽录》一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撰作于哀挽录编定之后,集外单行,而其影响则声掩哀挽录之上。作为七古长篇,挽词不仅思虑深沉,开阖古今之间,而且脉络多端,用典繁盛,故引起了诸家笺证之心:吴宓与蒋天枢多亲聆陈寅恪自释,故二家笺注也多切合挽词本义,而自高阳、卞僧慧以迄胡文辉、刘季伦等,则主要凭借相关史料和自家体认,对挽词作了各具个性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挽词的意义。一个经典的形成,除了文本本身必须具有很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张力之外,也与自具源流的笺证密切相关。

鹿邑县观堂镇中心社区规划研究

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观堂中心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产生的背景，并对观堂中心社区产业布局、空间结构布局、绿地系统进行了讨论，以期寻找一条有时代特色的农村建设之路。

《观堂集林》校误十则

本文校正了十处《观堂集林》中的误字,以供阅读《观堂集林》者参考。

基于在线点评的文化主题酒店运营优化——以盐官古城·开元观堂为例

文化主题酒店强调独有的文化体验,素来重视顾客体验感受。在线点评是顾客表达体验感受的重要方式之一。以盐官古城·开元观堂为例,收集其两年在线点评文本,分析顾客点评信息来源比例及慧评得分阶段变化,并基于内容分析法进行顾客感知及情感分析,得出:顾客最关注酒店服务,重视酒店基础产品,对酒店位置与风貌印象深刻;情感倾向积极,整体评价高。最后从注重员工培养、重视点评回复、提升服务品质、优化体验产品和强化特色氛围等五个方面提出文化主题酒店运营优化建议。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考论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被誉为哀挽王国维诸诗词的冠冕之作,影响深远。此诗陈氏应初撰于1927年八九月间,后复撰一序,畅发其旨。陈寅恪曾将此诗奉赠罗振玉等师友指教,也下发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研读,并通过《国学月刊》《学衡》等杂志的发表,推进了其成为经典的进程。陈寅恪的挽词与挽联、挽诗乃是一个整体,不仅在王国维"殉清说"上前后相继,挽词小序更进而提出了"殉文化说",与当时中日不少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陈寅恪以纲纪之说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观点彼此呼应,可见其思想渊源。此诗结合王国维生平行迹及自家身世背景,多述掌故,既深惋王国维之死,也藉此自抒怀抱,堪称清季民初历史与思想、文化之缩影。

千山正观堂遗址考

金明昌二年(1191),金代王寂因公职巡查辽南地区。一路上,他寻访古迹,体察民情,吟诗抒怀,并写成《鸭江行部志》。文中提到金世宗母亲贞懿皇后曾在灵岩寺正观堂静修。多年来,许多学者都在探寻正观堂的确切地点。随着千山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我们对正观堂遗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文化定义”说的渊源、蕴义与践履——近代学术嬗变脉络下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王国维之自沉,乃晚近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悲剧。陈寅恪释观堂之死,以其所殉之道,为"三纲六纪";而所成之仁,则为"独立自由之意志"。伦理纲常与个体意志,在近代反礼教思潮之下,恒若水火不可兼容,而陈氏贯通释之,究其学理,乃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所阐发的"中国文化定义"之说。"定义"说蕴义丰富,涵摄经学、史学、哲学三重维度,而渊源于王国维、张之洞、曾国藩诸家之学。从近代学术的嬗变脉络着眼,可见曾、张、王、陈诸家持守旧义,培养新知,步步转进之迹;而礼教纲纪之真精神,贯穿王、陈生平践履,固未尝以学术文化之新潮迭起而销沉沦丧。

王国维《观堂集林》初版印行考

王国维死后的24卷定本?1927年6月2日,王国维(1877-1927)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之死,世人热议已久。毕竟斯人已逝,整理其遗著成为当务之急。其友人罗振玉1927年编印《海宁王忠慤公遗书》,其弟子赵万里1940年编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以下均简称"遗书本"),均应时而生。在这两部卷帙浩繁的"遗书本"之中,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必然辑录,共计24卷。这部《观堂集林》,是王国维国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确如梁启超所赞"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宗教活动场所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地位与作用

北京寺庙观堂是宗教现实化、物质化的载体,间接地反映了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因此,北京寺庙观堂为人们考察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北京寺庙观堂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向世界展示我国宗教政策的窗口、中外友好交流的中心、中华文化的艺术宝库和北京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等4个方面。北京寺庙观堂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应该充分调动其积极因素,为首都北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做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咸阳发现汉齐郡太守虎符

一九八九年五月,咸阳博物馆征集到一合完整的铜质虎符,该虎符是秦都区沣西乡李家庄村的村民王小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村北菜地打墙时发现的。虎符为铜质。虎符伏卧状,两眼平视,眼呈三角形,较大,右眼清晰,左眼腐蚀比较严重。嘴巴较短,前端呈圆筒形,口微张,刻作一道凹槽。鼻扁平,鼻梁较宽,两耳下垂,耳较大,耳朵和耳颐连在一起,象羊的角向后卷。尾极短粗,上翘,两符合起来象个小圆球。前边每肢各有五个清晰的支爪,后肢因腐蚀较重,无法看清。前爪的楼角有磨出的青铜微带淡红色。符底较平。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编纂考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罗振玉从天津到北京为王国维经纪丧事,并提议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罗振玉被推为总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即得以编纂印行。《观堂集林》与王国维手订“补编”首度合刊,《静安文集》虽未得及时列入,但搜集集外文的工作也已开始。赵万里在遗书编纂中厥功甚伟,罗振玉门生与诸子也在编校和补正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遗书对整体呈现王国维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王国维家人后续生活来源提供了一定保障。赵万里后数年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对罗刊遗书作了新的勘误、结构调整与文献增列,后出转精。罗振玉为王国维编纂遗书功高而不居,与其晚年与王国维交恶而带来的负疚心理有关。作为第一部具有全集意义的遗书,罗刊遗书奠定了此后诸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应得到充分估量。

高中教育如何培养理性批判精神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提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置于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抑或说社会人文教育,表现为培养学生自由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那么,高中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理性批判精神呢？对于自由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而言,重点并不在批判,而应更多地强调理性;

“礼”的嬗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

(一) “礼”(禮)字的本义为事神致福之礼器。早期值作“豊”或“豐”。古“豊”、“豐”不分。甲骨文作(?)(粹540)、豐(甲2744)。王国维曰:“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观堂集林》6卷14页)。金文形体与甲文亦基本相同。容庚师曰:“金文醴之偏旁,形与豐同。

陈寅恪先生在云南

“当日英贤谁北斗？”这是陈寅恪先生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其实，用在陈先生自己身上，也完全合适。西南联大教授吴宓素以学问渊博、中西融通而名闻中外，尤其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其兼通程度当时不用说在西南联大，即使在全国，也是首届一指的人物。他曾同陈先生一起留学于哈佛大学，本为同学、朋友关系，但他却不止一次地说：“始宓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美国哈佛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

农稼民族的心态和防御战略——《老子》与《孙子兵法》的比较研究之一

春秋时期,中国北部骑射民族对中原特别是对周王朝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前此《诗经·小雅·采薇》描写过我(犭严)狁的猖獗。“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不遑启居,(犭严)狁之故。”毛传,“(犭严)狁,北狄也。”郑笺:“北狄,今匈奴也。”《出车》也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犭严)狁考》里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汗干)陇,环中国(此指中原)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且以丑名加之。”(《观堂集林》2583)这一北方“强梁”大抵就是我们“四大集群”理论里的北狄集群。

德育札记

六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说:“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提出了“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的观点。又指出《尚书·召浩》“反复详尽”讲了“命”“天”“民”“德”四个问题。王国维先生的论述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作为具有鲜明社会标志的文化群体,崛起于神州大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的人员。这是非常精辟的。笔者认为:“‘巫、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在他们身上潜藏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品质,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揉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成分,他们还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的身分和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了真正成熟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当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

常见文言虚字来源考

一、不、否 否定副词“不”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不”的初文,在甲骨文中本是植物花萼萼足的形象:(佚五四),象子房、象下垂的萼叶。演变为全文作(盂鼎)小篆作:(说文)隶变后楷书“不”。 “不”原是一个实词,本义是萼足。周伯琦《说文字原》云:“不,鄂(萼)足也,象形”。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天》:“帝者蒂也,不者柎也”。承托花瓣的称为花萼,萼足为“不”。《诗经·小雅·棠隶》:“棠隶之华,鄂不韡韡”。“鄂不”即是“萼不”,这里正用“不”字本义。

烽火台小释

《史记·匈奴列传》称:“文帝时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汉代用以传边警、通消息的烽燧制度已很完备,边境发现紧急情况,不仅通过烽燧传递消息与邻近州郡,且能通达中央。烽燧台址还有“烽火台”,“墩台”、“烽堠”、“狼烟台”等不同名称,其形式、使用方法须靠实地考察证明古籍所言。烽燧两词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