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共同体视角探析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

分析了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中军官、士兵与犯人的身份转换与内在关联;探究了小说中以欣赏酷刑为核心观念的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指出流放地前任司令官运用一系列制度对居民进行思想规训,建构对酷刑的扭曲认知与机器崇拜,使流放地居民围绕扭曲观念形成共同体,最终导致军官死亡;认为《在流放地》揭示了观念共同体内在的规训机制,对现代社会的观念共同体与权力规训提出了反思与警示。

从冲突中寻求和谐:对沃尔泽共同体观念的阐释与批判

沃尔泽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社群主义修正"受到广泛关注。沃尔泽试图通过"深层理解"寻求一致的公共价值计划,并寻求在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中实现充分的民主参与。这两种诉求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伴随着他处理共同体中的差异、权力和成员身份问题的方式而日益明显。沃尔泽将宗教传统作为公共话语中道德权威的潜在承载者,他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进行了颇具吸引力的结合,但在这种结合中出现了一种分离,它将包括宗教传统在内的公共传统带入了冲突之中。

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概念的存在论阐释

政治的本真含义是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古典政治蕴涵的丰富存在论意义在近现代理性转变中遭到无情消解,政治由一种审慎的德性践行变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的技术化行为,政治原来充盈的意义空间被压缩为简单的制度设计和规则履行,并由此而失去了对人之本质的规定性权能。让政治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承担起促成和谐共同体之良善生活的使命,才能使政治概念获得充分的存在论阐释。

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分层

以往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解释,偏于社会学视角,且单从治理主体一个维度展开,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由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四个主体单元组成。其实,只有补充形上的社会治理观念和形下的社会治理手段两个维度,才有覆盖三维的真正缜密的共同体建构,才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完整图谱。其中,由德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组合而成的治理观念共同体偏于形上的理论形态的价值判定,由多种多样治理方案组合而成的治理手段共同体偏于形下的实践形态的实用主张。治理主体共同体则是贯通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治理主体形成的共同体是左右横向展开的,形上的观念共同体和形下的手段共同体是上下纵向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支点,那便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起着整合作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上层面和形下层面的逻辑分层,可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补充纵向上的缺环,使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纵横交织、上下交错的网络系统,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的逻辑层次。

“共同体”的三个概念之哲学根基和意义刍议

本文通过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主体性特征及其演变的哲学性分析和考察,试图按对"共同体"的哲学理解及其历史发展阶段,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概念和形式。前两种分别为基于"绝对概念"之规定的"观念共同体"和基于"诸实践目的"之妥协平衡的"沟通商谈式共同体"。前者以"我"为核心,后者以"我—们"为核心。相形之下,第三种方式是以"自然生命交合"为基础的"互生共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组成和组织方式更加原本和原初,它的形式毋宁说是"我—们+……"。这是一种永远向着"他者"公开和开放的生命生长共同体。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理性,甚至全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质,我们就会在讨论"生命交合共同体"的互生共在时,承认和强调"共同体"的自然性质,即考虑在理性之外的"情绪""习俗""传统""血缘""信仰""运气"等偶然和非理性成分在"共同体"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

以“诗骚传统”贯注其中的历代汉民族文学,对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对中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既补充其形态,也赋予其活力。因此,“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的会通,既是一个事关文学共同体观念构建和中华文学史话语体系重构的重大学术命题,也是一个涉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现实命题。二者的“会通”表现在三个层面:对史诗文体形态的重要补充和“诗骚史诗”的重新界定,史诗展演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与文化认同,“史诗精神”的互通互融。

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

从历史经验来看,构建文学共同体观念是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诗骚传统”发端于上古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是一个融合南北、兼收并蓄的动态开放系统。因其文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和人格层面的丰富内涵,而成为推动秦汉以后凝聚整合南北各族文学而不断建构中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三大史诗”《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数百部史诗,与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学,形成形态上的相互补充与映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五重向度--以西藏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教育为基础性、先导性手段,利用好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进行全过程的立体式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最根本的向度有五重:政治与命运共同体意识、历史与文化共同体意识、观念与习俗共同体意识、审美与风尚共同体意识、语言符号与交往共同体意识。这五重向度涵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层面、不同面向上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能够有力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治精英与国家外交决策——以英美建立战后金融秩序为例

政治精英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在于,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实现外交决策的制度化,增强外交决策机制的科学性,使外交决策能够反映国内社会的现实,更能够反映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需要。政治精英的观念分配是重要的,外部信息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能够直接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英美两国建立战后金融秩序的成功,归因于英美两国经济精英之间形成的观念共同体。公共外交应该致力于推动这种政治精英之间的观念共同体的形成。

论故意在德日刑法中地位的变化

故意在德、日刑法的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从以往的有责性中分离到构成要件该当性中,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实务操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在犯罪论体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说明了刑法对行为人罪过的重视。这在某一方面也说明了人类社会是某一观念的共同体。

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

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外来权利观念与在地经验之间的关系。所谓在地经验,包括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社会民众的认同两个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权利观念进入中国要经历双重语境化的过程。一方面,引入外来权利观念是中国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需要,并且权利观念会随着国家治理策略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权利观念一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强力推行进入社会生活,有可能会加速既有社会结构的解体。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很快形成,反而使得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于转型社会而言,以个体权利为基础,同时强调公民社会责任的共同体观念的建立就显得十分必要。

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

作者主要从伊斯兰传统政治理念出发,论述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内容及其现实困境,力求相对客观地理解伊斯兰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首先,伊斯兰的宗教共同体(乌玛)观念将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的"乌玛"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原型,导致当代各种伊斯兰思潮均以重建"乌玛"为政治理想,并使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深受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矛盾的困扰,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伊斯兰世界分裂的现实使重建乌玛注定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其次,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真主主权观念,被当代伊斯兰主义发展成为反对国家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理论,并诉诸实行伊斯兰教法、重建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实践,导致伊斯兰国家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冲突并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同时也加剧了伊斯兰国家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最后,崇尚和平、平等、中正构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但伊斯兰的传统"圣战"观对后世影响至深,它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运用具有其正当性,但宗教极端主义对圣战的扭曲和滥用,既加剧了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冲突,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并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教攫供了口实。伊斯兰与现行国际体系关系的调整是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伊斯兰与国际体系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