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学说浅析

对人类理智的作用及范围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究是被马克思称作'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洛克给自己提出的中心任务。洛克在其杰作《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他的哲学的宗旨(认识论上)是'在于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纵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其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类理智的起源。

意识形态的缘起:启蒙运动、现代性与观念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与扩张必然引发思想领域内的冲突和革新,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兴起构成对封建专制与宗教传统的强烈冲击。秉持进化立场,思想先驱们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即从宗教和受传统束缚的原初阶段趋向理性主义和科学化。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声,特拉西借助"观念学"谱写了理性社会建构的浪漫之曲,勾画了意识形态概念复杂谱系的首张面孔。

与其说是统计学,不如说是观念学——戴维·欧瑞尔对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和你想的不一样:经济学十大误解》一书的作者戴维.欧瑞尔系应用数学家出身,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谈起,结合新发展出来的数学领域、系统工程、牛顿力学、统计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背景,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应用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传统经济学只是对人类行为的数学表述,而且这门学科确立的假设前提非常不切合实际。因此,与其说经济学是统计学,不如说是一门观念学。

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与宋代的词学观念

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突出的意义在于:一是确立了秦观词的正宗地位,二是使秦观的词名盖过了诗(文)名,三是使秦观的代表性词作被选择出来。宋人对秦观词的接受,体现了宋代本色词学观念、雅词观念及其对本色词学观念的受容与新变。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咸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中的帖学观念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成文于嘉庆二十三(1818)年,其帖学观念是在与好友包世臣碑学观念的碰撞中形成的,主要观点为扬董抑赵、取径唐人、崇尚晋韵。在嘉、道之际,吴德旋的帖学观念无疑代表着与阮、包所不同的书法艺术追求,而正是这样的追求,形成了晚清不同于碑派的帖学体系,进而足以推翻晚清“碑学笼罩”的习惯认识。

论莫友芝的词学观念

莫友芝是清代贵州著名学者,对贵州词史有清醒的认识,其词学观念建立在对清初词坛的批评上,以"婉约派"为词体正宗,提倡"清空"的艺术风格,要求词律精严、音韵谐和,具有感人的魅力。

从明代书目看古琴文献的收藏与流传——兼论明人琴学观念的多元

书目对某类书籍的著录,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此类图书在历史上收藏、流传及递嬗的情况,而书目对其部类的安排则体现了编目者在相关领域所持有的学术观念。从明代官修书目来看,在众多官方藏书机构中,仅内阁藏有琴书,其所藏多为宋元旧籍的琴书汇编,这一方面表明明代官方藏书机构具有"贵古贱今"的意识,另一方面说明琴书在宋元时期经历了化零为整的汇编与整合。从私撰书目来看,民间收藏的琴书多为本朝新编,偶有为官方所失收的宋元珍本,而被著录的明人新编不仅生动地反映出明代琴书编刻的盛行,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琴坛的潮流与风尚。此外,在明代书目中,琴书的部次归属十分驳杂,而这恰恰反映了明人琴学观念的多元。

陈维崧的词学观念

陈维崧的词学观念独具特色,他推尊词体,认为词可存经存史;认为词穷而后工,以词通志、词亦可以群,主张多种艺术风格兼收并蓄,偏爱豪放词风。陈维崧的词学观念是围绕推尊词体的核心理论展开的,风格论和创作论都是为文体论服务的,既从词的内容功能方面尊体,也从词的形式体制方面尊体。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作为元认知世系学观念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呈现:一项知识人类学洞察

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不受社会、情感等因素影响,客观性是科学活动的最显著特征。但实际上体质人类学被实践为一种亲属关系研究,在本质上与文化人类学里的亲属系谱研究没有多大区别。世系学观念,是人们长期生活在亲属体系与制度下自然形成的一种衡量个体在系谱结构中位置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元认知或知识原型,它影响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并在不同的分支领域里有不同的表现。体质人类学研究是一种"合目的"的研究。目前,该学科所获得的结论其实是所选概念、理论、知识原型及元认知建构的结果。

皇甫谧的赋学观念——以《三都赋序》为例

西州逸士皇甫谧从小随叔父迁居新安,在河洛文化的熏染和自身的努力下,终于成为魏晋著名的学者。虽然皇甫谧是一位不愿做官的隐士,著述也多已亡佚,但他的思想和成就是处于时代前列的,其文学思想尤其是赋学观念既与时代风气大体一致,又有所超越,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三都赋序》突出地反映了皇甫谧的赋学观念。

沈祖棻先生词学观念探视

沈祖先生虽非词论家,但她是词人兼学者,有自成系统的词学观念。其词学观念散见于词集序言、书信及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表现为强调创作主体人格的崇高,坚持"雅正沉郁"的创作宗旨,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及写作技巧的锻炼等方面,继承、发扬了传统诗论、词论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元明时期词学观念综论

元明两朝是传统词学观念的转折期,一方面继承了两宋以来形成的词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新的词学观念。从继承方面来讲,其是对苏辛一派性情论和姜张一派雅正论的直接传承,从发展方面来看,则是对五代和北宋词学主情观和体性论的恢复,并且提出了文体更新代变论,其给予宋词以较高的评价,而对元明词的创作成就与历史贡献则有微辞。

选本批评与词学观念——陈廷焯的词选批评探论

系统梳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对于历代词选的批评,以此凸现陈廷焯的选本理念。并以其对清代朱彝尊《词综》和张惠言《词选》的批评为考察重点,分析其词学观念在前、后期的变化轨迹,以此折射出晚清时期浙西和常州两派词学渐趋合流的态势。

论莫友芝词学观念与其词创作的关系

莫友芝的词学观念以张炎的词学理论为标准,以南宋姜夔为学习范式,提倡意趣高远、清空醇雅。莫友芝的词创作和其词学观念相一致,是其词学观念的具体实践,追求雅化的创作道路,融入前人诗句,并使用铺叙展衍的艺术手法,使其词具有清雅疏淡的艺术风范。

从诚学观念的变革看王船山美学思想

王船山通过对传统诚学理论的改造和重构 ,把“诚”从“天道”变成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观照的产物 ,与此相应 ,他把美的本原从主宰之天落实到人的生活世界 ,把审美活动从心性内省引向感性观照 。

时代语境变迁下的译学观念变化

不同时代语境下会发生不同的翻译活动,而伴随其形成的译学观念也必然产生差异。本文分析了佛经翻译、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所发生的语境变迁,通过观察译学观念的变化,得出译学的研究要与时俱进,并要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的结论。

论明代复古派的词及词学观念

复古派是明代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其诗文及理念多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于其与处于共生态中"不振"之明词的关系及其作词和词学观念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通过检索《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复古派成员作词情况,以相关资料进行佐证,发现明代复古派对明词演进既未促进也未阻碍;作词不以流派内部为限定,与当时社会普遍情形相似,词作多随所遇语境而生,词风往往不主一格,专业程度不高。他们的词学观念沿袭诗文理念,在词的起源、词的情感性特征、词的体式辨析等方面表现出与诗文理念内在的一致性。

论罗庄《初日楼稿》及其词学观念

女词人罗庄曾以一编《初日楼稿》驰誉民国词坛。她的诗词着重表达遗民情怀和秋士之感,不仅记录了民国年间的时代变迁,也细致描写了委婉曲折的心路历程。在艺术上,罗庄讲究表达的力度和气魄,注重对静细之境和景象光影的描写,往往合数调以叙写一事之首尾。罗庄追慕南唐北宋词风,提倡自然流美、绵密坚凝、和雅语工的词学观念,其所作亦神韵仿佛。由罗庄之诗词个案,不仅可见传统闺秀诗词之新变,也可略窥民国词学格局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