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新兴实业——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复杂境遇及其观念生成

20世纪20年代,在极为复杂的历史境遇里,中国民族影业从萌芽走向初兴。在开放的心态与比较的视野中,秉持着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与历史进化观念,中国电影从业者倾向于把电影当作一种集社会改良、民众娱乐、艺术追求与商业竞争于一体的新兴实业;而作为新兴实业重要载体的影业公司及其个人命运的盛衰沉浮,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与电影批评的重要关注。与此同时,跟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和现代化运动以及实业救国思潮相呼应,在民族影业的组织、结构、制片、发行和放映等各个环节,电影从业者也在努力张扬一种悉心经营、义利并举的合作精神,借以服务社会、发扬国光,并在与欧美电影相抗衡的过程中,寻求民族电影之出路,拓展中国电影之前途。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依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民族差别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族。早期中国正是以文化的差异来区分华夷,并随着文化的趋同逐渐强调华夷共存。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诸胡皆出于华夏,因文化风俗不同而分途发展,由此明确了华夷为血缘共同体。十六国与北魏皆强调自身的华夏血缘,形成了华夷一体的观念,并通过隋唐的制度性建构深化了民族共同体认知。

以石雕为中心的艺术史叙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的中国古代石雕

在1935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由文物商人卢芹斋选送的隋代石雕阿弥陀佛像被置于展览场地伯灵堂中央,整个展览以此为中心展开。这意味着这件阿弥陀佛石雕在展示中国艺术与文化舞台上的纪念碑意义。这次展览虽举办于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的英伦,但却对现代艺术体系中石雕观念在中国本土的生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与近世中国石雕艺术观念在西方的生成

随着近世中西交往的不断深入,昭陵六骏“飒露紫”在西方观者的认知中从“怪诞”逐渐转变为中国艺术杰作,体现出中国石雕艺术观念生成的历程。由于缺乏对中国雕塑的理解和评判标准,“飒露紫”在流失海外后曾受到真伪、艺术风格与价值的质疑,但于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时已成为中国艺术的代表作品。回溯和梳理西人对“飒露紫”认知的变化,不仅重现了中国石雕在西方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过程,也阐明了商界、学界等方面在认知转变中的影响,从而增进对近世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的理解。

高智商者犯罪心理探析——从复旦大学投毒案说起

复旦大学医学院发生的投毒命案再次让人们关注到那些高智商者的犯罪心理问题。从案情分析发现,高智商者的犯罪行为充分体现其智商与专业知识背景,但犯罪动机中却完全缺失高智商应有的价值判断、价值权衡和价值抉择。真正决定他们犯罪动机的不是智商,而是负面情绪的放纵和积累。不良情绪才是高智商者出现犯罪心理的根本动力。高智商对这种危险动力并不能起到制止作用,反而助纣为虐。真正能够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和制动力量的是观念,了解观念的生成方式和补充这一心理要素才是减少高智商者犯罪的关键所在。

中国早期电影布景术的商业景观与美学凝结

20世纪10—30年代期间,电影布景作为电影行业的专业语汇频见于《时代电影》等刊物,蕴含着未被学界发掘的多重指向。首先,布景在彼时肩负着重要的商业责任,与布景相关的二级文本和布景名家是电影宣传环节的金字招牌;其二,除接受外来观点,早期影人基于本土实际提出"真善美"的布景要求,促进了中国电影布景观念的生成;其三,在布景概念从舶来到本土的过程中,不少影人为抵御国片欧化,有意识地将民族美学融入电影置景,助力了中国电影美学的主体建构。

从中学历史课程的角度去理解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听邓晓妮老师的《冷战的起源与反思》有感

什么样的历史课才是好课？新课改推进后，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有点扑朔迷离。随着教师们视野的开阔、思路的活跃，越来越多的教学新尝试出现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而对这些尝试的评价，又似乎越来越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