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少年观护制度研究

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涉罪少年顺利重归社会并不再犯罪是整个社会的热切期盼。少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单一的刑罚、非刑罚处罚方法改造效果有限,而少年观护制度则正好起到弥补缺陷的作用。综合考虑年龄和心理成熟程度,将少年界定为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符合一定标准的已满18周岁不满22周岁的甫成年人可视为少年更为合理。有必要从学校观护、家庭观护、社区观护三种少年观护措施出发,剖析少年观护制度的性质。我国当前少年观护制度存在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性规定、观护对象太窄、观护执行主体选任科学性有待提高、少年观护的效果不明等几个问题。因此,应适时制定统一规范的法律、扩大少年观护制度的适用范围、改善观护执行主体选任的科学性、提升少年观护制度的效果,以完善我国的少年观护体系,促进涉罪少年及时改造自身、重返社会。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将涉罪未成年人置于自由社会进行观护,以替代羁押和监禁的传统矫治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少年司法的趋势和潮流,也符合我国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政策。本文在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构建的价值探析、基本依据探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情况的梳理和反思,提出了完善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解决路径。

司法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实务研究——以服务对象小N为例

犯罪日趋低龄化的背景下,结合法律对涉罪未成年人一贯坚持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针对特定罪名、罪行较轻且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罪犯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这体现了由传统的刑事惩罚性司法模式向现代的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转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工作是对考察期内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监督和矫治,此过程中司法社工的参与不可或缺。本文以个案小N为例,介绍分析司法社工在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中的作用,发现司法社工在实际服务开展中面临诸如专职司法社工人员配备不足、帮教服务过程可用资源有限、帮教计划实施不确定因素多等问题。可通过加强司法社工培养,扩充司法社工队伍;改变单一资金来源,增加多种资源投入;完善风险预案机制,构建完备应急体系等方式,改善司法帮教服务质量。

台湾观护制度组织建制及其对大陆社区矫正的启示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之一是对社区矫正机构如何设置和工作人员身份存在较大争议。组织构建是完善我国社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保障。我国台湾地区观护制度的组织构建的特点符合国际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工作有序开展,提高效率,有利于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我们可以借鉴其长处,尽快构建适合国情的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和专业的执法队伍,改变我国大陆地区司法所作为基层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助理员作为执法人员的现状,将社区刑罚执法工作与司法所剥离。台湾地区在县级建立直接管理犯罪人的社区刑罚执行机构的做法值得借鉴,但专业执法人员在现阶段应由人民警察担任。

观护责任论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机制的反思与形塑

当前少年司法之教育保护与去惩罚化的理念与社会舆论秉持的重惩主义观点形成吊诡冲突,体现出少年司法有效性未能满足公众期待。究其原因,以触法未成年人治理不力为标志,刑事司法制度的责任主义逻辑造成少年司法在对象准入、保护处分、社会支持三大环节机制上相对缺失,导致制度实践滞后于司法理念,因此亟需修正完善。虽然另行设置独立少年司法体系可以长远解决这一问题,但在我国一元刑事司法框架下并不具备制度可行性。因此需要从制度逻辑入手,回溯反思作为少年司法与一般刑事司法二分基础的福利主义与责任主义理念的逻辑关系,在少年责任能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兼具福利保护与责任追究的观护责任理念,并依托这一理念实现一元刑事司法框架下少年司法机制的有机融入。根据观护责任论原理,创设专门的虞犯未成年人观护责任机制、统一完善触法行为未成年人观护责任机制、设置观护责任社会支持机制,形成适应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特色少年司法经验。

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使其顺利复归社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此,域外一些国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相比而言,我国虽然对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实践早已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这项制度还缺乏整体性制度安排,存在专业观护人员匮乏、观护对象范围过窄、观护系统性缺乏、观护机构与其他部门合作不力、考核方式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参考域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构建以少年司法体系为基础、以独立的未成年人观护机构为支撑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该制度须有效依托公检法系统、专业司法社工和社会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提供支撑。

域外视角:少年司法观护制度的演进及借鉴

少年观护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受到该国司法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差异的影响,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从世界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看,以历史传承、核心程序的控制机制和程序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价值理念为划分标准,有学者将少年司法划分为芬兰福利模式,德国教育刑法模式,美国惩罚与福利二元模式以及英格兰威尔士协作模式。少年观护制度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制度特点和模式选择与少年司法制度具有直接和密切的关联。

观护制度之追思:走向适度福利型的控制

观护制度本质在于合理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其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现阶段,受案件中心主义的影响,该制度在中国已经发生功能变异:重惩罚轻保护,重制度设计轻制度落实,因此只能称作半截子观护制度。观护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已然成为实践共识。观护内容应当纳入现行考核体系中,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走出"福利等于不惩罚"、"福利等于纯粹经济性"的误区,平衡保护未成年人与保护被害人、经济投入与产出回报之间的关系,观护制度完善应遵循适度的福利型控制模式。

再论少年观护制度之建构——兼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少年观护制度在帮助触法少年改过迁善、回归社会方面的成效显著,被西方各国借鉴和发展。我国在十年前开始进行暂缓起诉、司法分流的探索,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附条件不起诉"作出了明确规定,成为建立少年观护制度的契机。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观护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少年观护专门立法的缺失以及社会工作者的缺位,建构我国的少年观护制度还会遇到很多难题。因此,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少年观护法,加快建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少年观护过程中着重培育社会力量。

社区矫正语境中的观护与观察

大陆社区矫正走出传统管控模式,必以观护为旨归。观护包摄了刑罚执行和权益保护之义,观察则突出了行刑的主要方法。尽管社区矫正的应然节律是观察、行为引导、行为干预、必要时予以惩诫,但观察却不表明管理者不作为,令惩诫措施设而不用或设而少用,有效发挥观察的常规作用,都要求其细化处置措施。设置"中途住所";畅通管理渠道和强化异地接管环节;规范电子监控技术,也都是保证观察到位的基本条件,都须有所作为。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实证考察与路径重塑

无论域外经验,还是国内观护实践,均表明社会观护在降低羁押率、刑罚宽缓化、帮助回归社会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有利于贯彻以非羁押为原则,以监禁为例外。从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可窥见,社会观护运行存在于法无据,无正当程序保障,观护基地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明,以及各地观护执行标准不一,帮教失灵等问题。针对践行顽疾,按照'保护理念化、观护模式化、运行规范化、管理专业化、主体多元化'的优化理念,通过创新性立法,逐步实现社会观护法律法规的体系化,建构复合型观护主体,组建一支专业化的观护队伍,探索'三层式'观护,保证平等地适用观护措施,明确观护基地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最终迈向全面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社会观护。

对少年观护帮教的再认识

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如何对待少年犯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当今较为有效的措施之一是建立少年观护帮教制度。在观护帮教系统中,帮教主体应当是全社会各个部门,但需要专业转介机构将它们串联起来,发挥它们在结构中的共同观护帮教作用;当少年犯进入司法程序后,应当建立公检法一体化的快速协作机制,形成绿色办案通道;在少年犯事发以后,家庭的观护帮教主体意义更为明显。另外,观护帮教应当与相关刑事制度相对接,注意处理好它与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的关系。建立少年观护帮教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亲权观念、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恢复性司法理念等。目前,我国的观护帮教制度还存在着持续帮教困难、赔偿难以实现等若干问题,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加以解决。

广东省涉罪未成年人学校型观护基地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以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深入推进,未成年人犯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学校型观护基地在实践中的成效越发显著。广东省作为改革的开放前沿阵地和流动人口大省,判处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对于学校型观护基地的建设具有极大需求。但是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日趋区域化、团伙化、低龄化,现有的学校型观护基地逐渐暴露出缺乏地方性法规支撑、社会化联动不足、风险评估机制缺失、运行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观护矫治的效果。针对广东省学校型观护基地建设现状,通过加强地方规划标准、协调多维观护衔接、建立科学风险评估机制等途径,对于青少年犯罪预防具有积极意义。

论社会观护制度在涉少家事案件中的应用

社会观护制度产生、兴起于先进的刑事司法理念,现逐渐应用到民事领域特别是涉少家事案件的审理之中,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向纵深发展。但该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存在系统资源分散、部门衔接欠缺、法律地位模糊、评价机制落后等问题,制约了该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进一步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观护员和观护报告的法律地位以及建立符合少年审判特点的业绩考评体系。

心脏远程观护系统临床应用分析与探讨

目的:探讨心脏远程观护技术在早期发现、早期诊治心血管疾病突发急性事件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了60例远程心脏观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学历、监护原因、监护时间以及远程观护心电图结果等。结果:心脏远程观护系统能够对患者心脏起到有效观护,特别是对突发、偶发性严重心脏疾患,能够对患者生命起到重大保障作用。结论:建立心脏远程观护系统是预防和救治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举措。

海峡两岸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比较研究——兼议北京市海淀区“4+1+N”未检工作模式

未成年人观护制度作为非监禁性的社区处遇办法,是社区犯罪矫治的重要一环。台湾地区观护工作开展较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大陆近年来逐渐使用"观护"一词代替长期以来使用的"帮教",各地也积极开展富有特色的未成年人观护实践,但是尚未从法律上确立观护制度。在大陆各地的未成年人观护实践中,北京市海淀区未成年人检察处探索的"4+1+N"少年检察模式颇具代表性,以其为典型观察对象,与台湾地区现有的观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大陆今后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借鉴。

两岸未成年人观护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大陆地区关于未成年人观护制度未有系统性、实操性的立法,没有设立专门的观护人,观护措施单一且还在试点阶段。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贯穿于整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始终,观护人全程参与整个案件的办理。其观护制度的特点在于:一是以国家亲权主义和特别预防思想为理论基础;二是以特别立法、特设机构、特定人员实现了专业化的发展;三是融合调查、评估、保护、矫正、辅导、监督等职能为机制一体化;四是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支持系统。以台湾地区为鉴,大陆地区的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应做如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原则从法定原则向便宜原则转变;犯罪处遇模式从机构处遇向社区处遇更新;建立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相分离的二元制立法模式;

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实践不足与制度完善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而处置涉罪未成年人又是这一难题的关键。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遇,特别是一些地方检察院立足未检工作职能,积极探索未成年人观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较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体系下,厘清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包含的基本要素,对观护制度的核心权力及分流程序的核心权力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并对观护执行程序和措施进行具体构建,使其成为可遵循可操作的有效制度。

试析我国未成年人“复合型”观护机构的建立——以“国家亲权”理论为视角

"国家亲权"理论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与革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源于该理论的观护制度是为避免或减少刑罚的弊端应社会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逐渐制度化的,并在少年司法领域得到了广泛适用,而在我国尚处试点探索阶段。随着目前少年司法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建立适应实践需要的本土化"复合型"观护机构,以推动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制度化建设成为题中之义。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司法机关中唯一全程参与刑事诉讼,并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贯彻发挥着关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司法改革背景下,切实落实未检机构专门化、人员一体化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