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本析末 务本为治——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观中的本末论

本末论也可称为重本论,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观中一种有特色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本末论的核心是找出何者为本并重本,本之外的则为末。传统本末论在如何对待末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倾向:轻末、抑末。前者是将本末关系视为主次关系,后者则将之视为对立关系。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出政治中根本性的要素,主要有君、民、农、德,进而认为治理就是要在别本末的基础上让本成其为本,即务本,具体表现为尊君、重民、重农、贵德。本末论具有方法论性质,它对社会的具体作用取决于相关认知结果和政策行动是否符合社会实际和发展趋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本末论也可以运用于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事业。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超前思考——论郭嵩焘学习西方的"本末"观

郭嵩焘是清代封建士大夫阶层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先行者之一。他的独具特色的向西方学习的"本末"观,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其他洋务派人物的思想水平,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先导。他的思想表达了他深层的爱国情怀与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郭嵩焘的“本末”观及早期现代化思想

郭嵩焘通过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及对西方文明的探究 ,指出西方文明具有整体性 ,有本有末 ,并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探讨了西方各国强盛的根本 ,他的“本末”论显示出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特色。郭嵩焘的“本末”观拓展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 ,他关于学习西方、标本兼治的论述 ,实质上是用“本”、“末”这对传统范畴广泛地探讨了经济、教育、文化及制度等诸问题 ,在早期现代化求索过程中 。

《管子》的本末观

本与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一对常见的范畴。重本轻末或抑末,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贯穿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深入剖析古代思想家在本末关系上的观点,便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一大课题。本与末的经济学含义通常是指农本工商末,即用以划分古代国民经济两大部门——农业与非农产业。不过,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甚至同一思想家的不同著作中,具体含义又不完全相同。正如经济思想史学界老前辈罗根泽先生所说:“随人而异,因用为殊。”

郭嵩焘的本末观

郭嵩焘是19世纪中叶的洋务理论家,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一个封建末世难得的人才。李鸿章曾称郭“服宫中外,历著勤劳……至其政绩学术,学绝可传”。郭精通洋务理论也是宣传洋务思想最积极的一人,为此而备受朝野的攻击。1875年。

浅谈郭嵩焘“本末”观对“中体西用”观的超越

通过对"本末"观与"中体西用"观的比较,分析出"本末"观首先是体用不二,"中体西用"观则是体用割裂。其次,"本末"观强调本末有序,体现为"有本有末"、"循用西法之基"、"姑务其末";而"中体西用"观是本末冲突,以中西分本末、"遗其体而求其用"、舍本逐末。

郭嵩焘的“本末”观及早期现代化思想

郭嵩焘通过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及对西方文明的探究,指出西方文明具有整体性,有本有末,并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探讨了西方各国强盛的根本.他的“本未”论显示出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特色。郭嵩焘的“本末”观拓展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他关于学习西方、标本兼治的论述,实质上是用“本”、“末”这对传统范畴,广泛地探讨了经济、教育、文化及制度等诸问题,在早期现代化求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贡献。

商鞅本末观再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 ,是商鞅提出了农本商末的理论 ,但是这一观点需要新认识。因为从直接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书》的内容来看 ,说商鞅提出农本商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 ,从商鞅变法的目的和在其后才成书的几部史籍来看 ,抑末并不等于抑商 ,商业不应属于被禁绝的部门和职业 ,所以 。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富强“本末”观到文明“本末”观——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历程

从“本”“末”两方面对西方国家进行界定和评价,可以说是近代思想界的主流。近代的西方“本末”观经历了由“富强之本”到“文明之本”的转变,知识阶层普遍强调只要学习了西方富强、文明的根本,就可以摆脱落后的局面。洋务派认为科技、武力、商业等是西方富强之本,但这些只是“器”。甲午战争之后,时人普遍将西方视为文明的象征,教育和政治在众多话题中被反复提及。之后的革命派频繁地使用“文明”一词,以宣扬革命的正当性。同时,近代言说者在指责前人没有抓住西方的“文明之本”这一点上达成了“态度的同一性”。

本末观平议

本末观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特定用语,其内容是指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历代思想家对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的认识。由于自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这种认识也就被称为本末观。对于中国历史上这种认识、也就是本末观的探讨,自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近代学科草创前后开始,即有人涉及。直到当前,亦不断有学者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专业研究者以外的学者,当总结或论及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经验教训时,有些也涉猎到本末观的问题。而在所有这些研究中,似乎有几种值得引起注意的倾向。一是当谈及中国历史上的本末观时,往往将目光只注视到本末观中的重本抑末观,其次是往往对重本抑末观本身又作了不够全面、准确的理解和评价,再次是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本末观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不足。

包世臣经济思想中的本末观

包世臣是我国十九世纪上半期一位提倡改革的思想家。包世臣(公元一七七五年至一八五五年),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他生活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经历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他目击时艰,关心国计民生,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目标,怀抱“经济大略”,力图有所革新。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观念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微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关于早期希腊人经济观念问题的商榷

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早在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希腊人就有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和轻商思想,就有了本末观念。这些观点实际上似是而实非,都是因为对古代文献的误读所致。早期希腊人经济观念的主流,应该是既重农又重商,亦即农商并重的思想。

徽商四民观探微

中国传统的四民观起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即将民众按士、农、工、商四大社会职业来划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带有强烈的等级性、阶级性的传统四民观才真正确立。士为尊,而农则为立国之根本,商人则位于社会的最底层。面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四民观带来的心理压力,徽商将治生纳入传统的价值体系,对商农关系、士商关系进行改造,确立了新的"四民"观念。

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 :义利观上对“私”、“利”的伦理肯定 ,本末观上重视“末业” ,财富观上宣扬富民的福音 ,经济改革上的利商、用商、利民的伦理价值取向。固而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 ,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发展阶段、思想来源、本末观及其具体主张 ,并对他的三个“为本”的思想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认为郭氏是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 ,并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潜夫论》的经济思想

东汉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 ,批判当时混乱的经济状况 ,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 ;新本末观 ,重德轻利 ,去奢从检 ,人口配比 。

郭嵩焘哲学思想的近代意蕴

郭嵩焘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这种近代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观上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张历史规律随历史事实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在体用(本末)观上既主张学习西方的具体方法,又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基本原则;三是知行观上的“知”包括了近代科学的内容“,行”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践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