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行统一观的历史演进及其教育学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知行统一观,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这一百年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是传统知行合一观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知行统一观的这一转化,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新变化。在新时代,重视个人道德体悟和践履的中国传统知行统一观与毛泽东以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理想建构为终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再次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王阳明的“知行观”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知行观”是在孟子的“良知良能”、朱熹的“知先行后”、陆九渊的“发明本心”等思想学说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以“心即理”为理论基础,以“致良知”为重要环节,强调人要努力达到“生知安行”的自觉实践伦理道德境界,其思想核心是“知行合一”。文章先阐释了王阳明“知行观”的思想渊源及其内涵,再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王阳明的“知行观”对高校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对传统知行观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优秀的认识论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在继承中国优秀的知行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给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内涵。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了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知行观,在重视“德性之知”的同时,更加注重“见闻之知”,其重点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践行中华优秀道德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

践行积极老龄观老年形象、老龄文明与伦理进路

大力倡导践行积极老龄观,并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实现高阶文明样态的基础与前提。老龄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主体性、经验性、精神性跃迁的必经阶段,其建构必须依托于从伦理层面对积极老龄观的充分解读。针对伦理实践目标,应充分融入古典伦理学、可行能力观、关怀伦理学、儒学修养论等理论价值内涵,塑造积极老年形象;面向老龄社会,应从道德想象力、认同伦理学、叙事伦理学、共生伦理学等思想角度出发,清晰擘画积极老龄文明;针对伦理实践进路,应设法调动老年群体自我创造活力,积极关爱其他群体,着力推动社会厚植老龄文明观念,保障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机会。

习近平知行观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

习近平知行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内涵,是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彰显。习近平知行观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以学思践悟为基本内容,以问题导向为时代内涵。不断挖掘习近平知行观的科学内涵,探索践行习近平知行观的路径与方法对新时代推动个人道德养成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夏乃儒“四阶段说”视域下的中国知行观研究

知行观的探讨贯穿中国历史,知行观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反映亦是动力。夏乃儒提出了中国知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观点:发轫阶段、发展阶段、形成阶段、传播与确立阶段。荀子的知行观是发轫阶段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是中国古代知行观探索的最高成就,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从古代朴素知行观向科学辩证唯物认识论的桥梁,而辩证唯物认识论则是中国知行观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内在相通的三维审视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通、实践品格相合的文化特质,作为“第二个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现实根基和逻辑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已得到普遍认同。

基于践行学习活动观的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策略探究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学习活动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逐渐受到重视。本研究以学习活动观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策略。通过文献综述和实际教学案例分析,总结了学习活动观的核心理念和实施要点。采用课堂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不同教学策略在小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学习活动观的教学策略,如任务型教学、情境创设和合作学习等,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和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此外,这些策略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方面也表现出显著成效。研究意义在于为小学英语教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教学指导,推动小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贺麟知行观为中国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列入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在这方面,贺麟先生是一个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阳明心学对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孙文学说》为例试析孙中山的知行观

一、“阳明心学”对近世中国的影响及意义“心学”是儒学的重要派别,南宋陆九渊作为宋明两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有不合。陆九渊主“心(我)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王守仁(即王阳明)继承发展其学说,被称为“陆王心学”,在中国儒学体系里,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后因东亚诸国(尤以日本为甚)对王阳明的极度推崇,而被称之为“阳明学说”或“阳明心学”,这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并逐渐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

孔子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融通发展研究

孔子极为重视躬身实践,其知行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之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也有着丰富的实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有其内在的相融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绕不开中国本土文化,文章通过两者具体的实践观的阐述,分析现阶段为何要进行融通,并尝试提出对策,以期探索两者结合的路径,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潜力,为孔子的知行观增添价值意蕴,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融通探索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融通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国传统知行观则从知行关系的角度,为人们树立了道德规范,二者的差异性与契合性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了现实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传统知行观的融通,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辩证看待中国传统知行观,并建立二者的融通机制,汲取其理论精髓,实现二者的创造性发展。

行可兼知——论船山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

船山的知行观在明清诸儒中别树一帜。船山根据“圣人之道”的标准,重点批判了朱子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知行相离”观点和阳明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销行以归知”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行可兼知”说。“行可兼知”包括“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三个方面,以“行”统摄“知”的结构区别于朱子、阳明以“知”统摄“行”的结构。船山认为,以“行”为中心,“知”“行”才可并进,这既避免了朱子知行观容易陷溺于知识的探求而遮蔽道德主体的困境,也避免了阳明知行观模糊“知”“行”界限而陷溺于道德内省的弊端。船山“行可兼知”的知行观是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反映了船山的“实理”思想,带有明显的重整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现实诉求。

习近平知行观探析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一直是探讨的热点话题,历代学者对此也产生过许多创造性的阐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基于当前新的历史方位,逐渐形成一种基于“知行合一”理念的、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知行观理论。文章阐述了习近平知行观的主要内容,探讨了其基本特征,即时代性和人民性。

先秦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合的可能性探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为重要。先秦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二者融合的可能是实现融合的第一步,其表现在先秦儒家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认识与实践相关问题的探索领域中,蕴藏在孔孟荀的知行观中;也表现在先秦儒家知行观的大同理想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价值追寻方面。

宋明理学知行观对中药理论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与中医药学相互影响,宋明理学家的知行观对当时乃至后世中药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确、全面认识宋明理学与中医药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宏观的社会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医药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同时还有助于理清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的脉络,溯本求源,古为今用。

行为基础观视角的外来者劣势:案例分析

文章依托行为基础观理论,构建了一个外来者劣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肯德基与麦当劳的案例对该框架进行了初步验证。研究认为:子公司的区位意识越强,在东道国运营时面临的外来者劣势越小;子公司所形成的区位能力越强,在东道国运营时面临的外来者劣势越小;子公司拥有的区位资本越多,在东道国运营时面临的外来者劣势越小。

理学知行观与明清实学

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来自于宋明理学而又 对立于宋明理学，是理学中所包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严格的区别。本文从剖析理学知行观这一角度，揭示理学，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 与明清实学的关系，进一步透视明清实学的渊源、演变及其特征。

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王夫之的知行观及其启蒙意义

"未尝离行以为知"是王夫之知行观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以及与宋明理学家的根本分歧。王夫之在强调知行相互依赖中,提出知与行相资为用;在知对行的依赖中,彰显行的决定地位和作用;在对行的价值的彰显中改变了宋明理学重知的价值旨趣,并将知行观扩展到认识领域。这一切都使王夫之的知行观具有了早期启蒙思想家不同于理学家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