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 ,“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 ,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 ;“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 ,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 ;“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

敦煌《九相观诗》地域时代及其他

敦煌《九相观诗》地域时代及其他汪泛舟敦煌《九相观诗》虽仅有Ｓ．６６３１、Ｐ．３０２２、Ｐ．３８９２三个写卷，但都写卷完整，不啻为我们保存了敦煌僧诗中难得的释门九相禅观的诗篇，而且也为敦煌僧诗增添了多样化的禅诗门类。Ｓ．６６３１《九相观诗》，前有序言，...

雾中花呈花之韵——与徐志摩对读中重识李金发的诗观诗艺

以同时代诗人李金发、徐志摩的创作道路为立论起点 ,依诗旨选择和诗艺主张两方面的比较 ,辨明他们所受西洋诗影响和对社会人生的不同取向及对待中国诗歌传统的不同方式 ,进而从想象暗示、音乐性、语言等角度揭示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与得失 。

张家界景观诗三首

张家界景观诗三首吕大群《档案管理》编辑部８月１１日至１５日在湖南张家界召开全省发行工作会议，作为与会者，因有张家界景观诗三首。晓景山山晨曦滴翠泉，峰峰挺拔指云天；游人雀跃逐伴去，欲向武陵结仙缘。暮景门对千山秀，心藏万种幽；夏日凉世界，重金何处求。夜景...

浅谈如何观诗——《书汤海秋诗集后》有感

我国诗之历史源远流长,《诗经》作为我国古文化之典范,与之相伴随的乃是膨飞的诗教传统。孔子作为诗教最早也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与身体力行者,其“兴观群怨”[2]说直接影响到后世包括孟子在内的众多哲人、诗文创作者及品评者。本文将以龚定庵的《书汤海秋诗集后》为切入点,浅谈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期能为我们今天的观诗提供一定的借鉴。

我观诗歌之现代状态

我观诗歌之现代状态王子和关于诗的话题，近十几年来可谓是时兴时衰，有如潮起又潮落。而创造出诗的人，或曰是发现了诗的人，也便随着这起起落落的诗潮，一会儿被托举到时代的浪峰，一会儿又隐人到时代大潮的腹部。现在，诗人不再是惹人瞩目的耀眼浪花，而仅仅回归到他的...

审美教育视角下诗教的内涵特质、时代转型与实践指向

诗教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存在德育指向与审美功能、文化惰性与大众审美、实施范式与传统思维之间的矛盾冲突。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审美教育视角分析传统诗教,发现其具有“德教为本”“情教为体”“文教为用”等内涵特质,并立足于诗教现代以来向美育转型的历史进程,从语言审美观、诗性思维观、审美创造观三个维度构建适合当代学生审美素养提升的“诗教美育观”,提出“增强审美体验,淬炼诗意语言”“发展审美思维,启迪诗性智慧”“坚持守正创新,陶冶诗心情怀”等诗教美育的实践指向。

论大慧宗杲的诗禅观

大慧宗杲虽以禅法名世,但其诗禅观依然不可忽视。他认为在诗禅关系中,悟应当是中心,诗以明禅,悟以助诗。因此,诗禅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矛盾。在宗杲看来,诗歌就是禅悟的活动,也是时时提撕的对象。宗杲的创作中既不乏禅林常见的诗颂,又有融世情与禅思,乃至单纯表达世情的作品。这正是其诗禅观的实践。而宗杲所强调的悟,又适时地为僵硬的诗坛注入了新的因素。南宋诗学中学诗以悟与悟以成诗强调了自性发扬、活法与自然等方面。而这两个重要的诗学范畴的形成离不开宗杲的影响。

论徐玉诺诗学观念在同时代人影响下的形成

通读《徐玉诺诗文辑存》及根据其学生的相关回忆文章,可发现徐玉诺在散文、杂记和教学中有零星、片断的关于文学观念和诗论方面的记述,从目前可查找到的徐玉诺作品资料来看,还未见一篇较为正式的具体探讨新文学或新诗的文章。应该说,徐玉诺的诗、小说、散文创作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新诗尝试期观念的产生与推动密切相关,这也是一条研究徐玉诺诗歌、小说创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寻觅徐玉诺文学观念和诗学的发生与来源,与同时代人(前后)胡适、俞平伯、康白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新文学、新诗观念加以对比,可找出徐玉诺在当时受到哪些影响,从而辨析出哪些文学观念是来自于他人,哪些是他独创的,或发展别人的观点并加以灵活运用的。再适度引入他的诗作加以考量印证,以揭示这位新诗初创时期的重要诗人多维的创作空间及或隐或显的局限性。

从陆机《百年歌》到敦煌《九想观》诗

对陆机《百年歌》与敦煌《百岁篇》、《九想观 》诗内容的分析比较，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利用中国原有的思想材料和文学形式，将其改 造成为诱导俗众皈依佛教的工具，结果导致佛教及其文学作品逐渐走上中国化的道路；继而 指出敦煌《九想观》诗将“百岁篇”、“四相”和“九想观”贯穿连缀起来，本是针对中国 一般俗众特定心理而采取的“方便”之举，旨在引导俗众由乐入苦，进而破除对人生的执着和贪恋，但也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世俗情趣和文学意味，使之跨入通俗文学的殿堂。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一个严肃而深刻的“玩笑”——重读《我的失恋》兼论鲁迅的新诗观

以深刻与晦涩著称的《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也是鲁迅丰富多样的写作实践所收获的一枚异果。它在艺术上开创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先河,在内容上也成为最真实而深入地表达鲁迅＂全部的哲学＂的特殊文本。因此,多年以来,《野草》一直是研究者赖以探究鲁迅思想情感与艺术观念的最重要文本之一。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

理学家对诗歌从视为末技到认识它的作用,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直到最后编订《濂洛风雅》,以"风雅"理学诗教观的贯彻、诗作者与道统谱系的平行而获得了理学诗谱的建立。《濂洛风雅》可以说真正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

邓汉仪心路历程与《诗观》评点的诗学价值

清初诗歌选评家邓汉仪的幕僚生涯、文学交游及赏鉴识力、人格魅力和"文人有权"的自觉担当,构成了其编选《诗观》的个体因素。而"文柄下移"的诗坛新变和士林"一人知己"的不朽诉求以及融入新朝、消弭民族隔阂的政治需要,又为其"大观—集成"式的编选宗旨和品评风格提供了舆论先声与独特的时代应合。借助所具备的诗学眼光、所身处的历史时地,邓氏以个人闻见成就的"一代之书",呈现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近五十年诗歌创作的总体格局;其中对诗坛风气、诗人事迹的品评记录,反映了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和士人心态的多样复杂,形成了《诗观》之兼有诗史、诗话史及诗歌观念变迁史的独特价值。

公安派对“性灵论”的重建及其诗变观念

公安派在与七子派的论争与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现了与七子不同的"诗变"因素。他们与七子派和各种理论观点互相激发,不断对性灵论诗学进行重建。袁宏道力图通过对前代权威的否定与超越,来建构以创作主体个性为中心,以"真"为内蕴,以"足乐"为诗歌功能的性灵论;袁宗道则抓住文学活动的关键要素——语言之变,论诗歌必然变化;袁中道在格调和性灵之间调和,其"诗变"论对性灵论诗学的重建,突出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加以反思。三袁对性灵论诗学的完善以不同的取向和方式进行,从而共同完成了对性灵论"诗变"观念的建构。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沈德潜观剧诗

在咏剧诗创作较为兴盛的康乾时期,沈德潜亦乐于观剧,并往往形诸歌咏。由其此类诗可以看出当时文人雅聚集合名家名作、名伶、名流在名胜中观剧的风气。为践行诗教观,沈氏以咏史诗的笔法咏剧,多选择历史剧或具有历史背景的剧作为其吟咏对象。沈氏一些观剧诗还具有比较重要的戏剧史料价值,这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朱熹《观书有感》诗究竟作于何时

朱熹《观书有感》诗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哪一年,直接关系到对诗歌深刻意蕴的理解。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其实是虚构事实、误读历史材料的结果。因为这首诗在现代社会广泛流传,各种选本和教科书往往也予以收录,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辨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