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观戏赋”的文本书写及其价值

观赏古代戏剧表演所激发的文学创作,“咏剧诗”蔚为大观且已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而观戏活动的辞赋书写则未为学人所重。以辞赋书写戏剧,大抵经历了从“附着”到“独立”的历史创作阶段,且辞赋文本对戏剧发生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阶段性形态都有描摹,从书写简单的角抵、百戏到傀儡,直至对杂剧、传奇的全景式再现。对“观戏赋”这一特殊文体的梳理和解读,对于古典戏剧史及相关形态剧种的研究和保护等,有其独特的文本价值。

晋人知识论赋观及其美学偏向

晋人的知识论赋观沿续《诗经》经学的知识论诗学观,把赋体文章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知识话语,把赋文活动理解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赋观的代表人物是左思和皇甫谧,他们明确将汉代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赋文审美创作看作是自己赋观的理论对手,试图以此在赋文创作上驱散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汉代赋文学这片巨大"阴影",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或曰属于晋代的赋文创作新格局.赋体在屈原手上作为审美自觉的文体始创,至汉代蔚为大国.汉代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主要沿屈原开启的审美道路拓展赋体文学的疆域,另一方面,在赋学思想和理论方面产生了经学和美学两种赋观.汉代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张衡等赋家大体依美的尺度来创作赋文本,其实现赋美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想象和虚构,他们认为想象和虚构对于赋美的生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晋人主要针对汉代赋家的这种创作现实,及其所代表的美学赋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正确的应该是知识论赋观.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述国事变迁 观人生沉浮——颜之推《观我生赋》初探

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是一篇叙事性作品 ,其创作时间应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 (577)至静帝大象二年(580 )之间。此赋独特之处在于反思历史与观照人生 ,在于作者对故国、对命运的理性思索。而这种重叙事、重理性的特点与北朝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班固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辞赋标义》的编者、版本及其赋学观

《辞赋标义》的编者俞王言,应该是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有学者以为系广东海阳或安徽歙县人,均不确。该书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至今尚有十余部传世,主要有两种印本形态:一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金溥参订、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一是崇祯年间郑之槃据金溥本修订、重印之本。该书既是一部版式独特、备受欢迎的辞赋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赋学理论著作,它反映了编者较为通达的文体观念,以及辞赋并重、屈马同尊、崇尚楚汉、贬抑六朝的赋学思想。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

曾国藩作为后期桐城派的著名代表,提倡赋学的"汉魏风骨"和厚重气格,追求一种质实有力的赋学风尚,表现出清代赋学观念由前、中期向后期突进的审美趋向,在赋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这种审美风格的生成,与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古文家的心胸和气魄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

颜之推与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其作品中都含有悲叹个人遭遇的感情成分,《观我生赋》、《哀江南赋》更是为众人所知。然而由于两位作者在社会经历、思想境界方面的不同,两篇赋作在风格表现、主题立意和审美效果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尤以颜之推对在外族入侵下华夏文化的悲悯情感为最。

《观我生赋》中颜之推的华夏文化情感

颜之推最为人所知的乃是其著有《颜氏家训》一书,然另一赋篇名作《观我生赋》却鲜有人注意。此赋的重要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学造诣很高,更重要的其主题立意反映了在胡人统治中国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文人的文化情感。颜之推所受思想与其家世和个人背景深深影响着他的民族文化情结。在《观我生赋》中,颜之推把个人遭遇与华夏文化联系在一起,是汉族文人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个人命运与华夏文化息息相关的情感。

从《颜氏家训》与《观我生赋》看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颜之推为梁末士人,历经四朝,其后期所著《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出了很高的史学价值。颜之推在这两部著作中不仅以史笔对梁末时期后三国的历史作了某些方面的文学记载,而且对一些重大事件还予以反思,充分体现了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劫后余波在,惆怅情未已——《观我生赋》所见颜之推的生平与文风

人心自来难以相通,隔膜往往与生俱来。倘若在不同的时代,知识背景各异,后人却要企求一种＂同情之了解＂,用意虽佳,猜测与臆断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古人如邻人,一墙之隔,也会使疑人偷斧的故事时时得到验证。然而,渴望交流。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华夏礼乐衰微的哀歌:颜之推《观我生赋》题旨发覆

受家学渊源影响,颜之推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终生服膺以礼乐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思想。颜之推在萧梁斥道专儒、用心儒学,在西魏涉险偷渡、执意南归,在北齐建文林馆、反对胡风、主张归陈,在杨隋复雅乐、归正音、立家训。《观我生赋》篇名取自儒家经典《周易》"观"卦,"观我生"已经不限于个体本身,而是融入群体,趋向儒家礼乐教化之道,这也是"观"卦观民设教的本义。《观我生赋》中,颜之推以身合道,将自己的人生遭遇与华夏礼乐文化的衰微紧密结合,以孔子"泣麟"结束,用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类比当下道消势长带来的信仰之殇,悲恸情绪与赋作开篇遥相呼应,实为华夏礼乐衰微之哀歌。

《文选》编撰者赋学观平议

《文选》选赋以及将赋体二次分类,是编撰者在前人的启发下所作的创造性尝试,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编撰者在编选过程中始终以儒家雅正的文学价值观作为编选准则,视辅政益治为赋的创作目标是当时的思想主流。通过编撰者对赋的选编、二次分类可以窥探其对赋学理论的嬗变轨迹。

《观我生赋》中颜之推的华夏文化情感

颜之推最为人所知的是其著有《颜氏家训》一书,然另一赋篇名作《观我生赋》却鲜有人注意。此赋的重要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学造诣很高,而是主题立意反映了在胡人统治中国这种时代大背景下文人的文化情感。颜之推所受思想与其家世和个人背景深深影响着他的民族文化情结。在《观我生赋》中,颜之推把个人遭遇与华夏文化联系在一起,是汉族文人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个人命运与华夏文化息息相关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