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45窟观音经变时代新探

敦煌莫高窟第45窟为代表窟,窟内南壁观音经变同属唐代艺术精品,学界传统认为该铺经变为盛唐作品,是在洞窟营建之初与其他盛唐壁画同时绘制。但是经过我们对洞窟营建的考察发现,第45窟作为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观音经变如同窟内其他几身中唐补绘的观音、地藏菩萨像一样,实为洞窟停工后由后人续修补绘作品。与窟内及其他窟相关的盛唐、中唐壁画作一比较,发现其确与盛唐壁画有所区别,却与中唐壁画有所联系。同时,作为当时独特背景下观音信仰的流行,观音经变的绘制也符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的结果表明,莫高窟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不大可能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属于洞窟营建之初整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观念指导下的一部分,绘制于盛唐第一次营建之时,而应该是受吐蕃战争影响下洞窟停工后的续修补绘作品。具体的时间有可能是沙州陷蕃(786)前,仍属盛唐时期,但不会早于东壁门南补绘盛唐观音立像;也有可能晚到沙州陷蕃后的中唐时期。无论如何,该铺观音经变作为洞窟停工后由后人续修补绘作品是可以肯定的。但并不因此而否定或贬低该铺经变之艺术、历史、学术价值,它作为莫高窟唐代艺术之精品与代表作仍无疑问。

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壁画,《观音经》变相完全从《法华经》变相中分离出来,则是在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观音题材经变是目前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观音经变,而之前出现的观音题材类经变画均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相的范围,只是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应该称为观音普门品变或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第217窟观音经变具有经变画的一般特征,中央出现了主尊说法像,且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第217窟观音经变的出现,完成了观音菩萨图像从法华经变附属向独立经变角色的转变,使敦煌观音信仰从辅助向独立信仰功能转换,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敦煌以后观音经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榆林窟第3窟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经变中的西夏物质文化影像

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时期的代表性洞窟,显密并存,特色显著。东壁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经变包罗万象,杂糅佛教绘画题材和世俗物质文化图像。通过对比盛唐至西夏的千手观音壁画,发现该幅经变在构图布局方式、图像对应组合关系、与经典吻合程度及千手持物的世俗性特征等方面均非传统图式,尤其以画面中出现众多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和场景最为特殊,图像选择的独创性可见一斑。壁画中的大量世俗器物和场面包括农、工、商、乐、杂技百戏、建筑6类,这些物质生活影像,对于西夏物质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敦煌石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演变

隋唐时期,密教在中土逐渐盛行,与之相对应的密教观音图像也时常出现。受其影响,地处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在盛唐时期出现了密教流行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像。经过盛唐、西夏至元代不间断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了敦煌地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信仰情况。

柏孜克里克第40窟如意轮观音经变研究

柏孜克里克第40窟壁画绘制于高昌回鹘时期,右侧壁如意轮观音经变主要是根据如意轮观音诸经绘制而成,同时融入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的传统题材十方佛、婆娑仙与功德天,又增添了若干新的题材。较之敦煌石窟的如意轮观音经变,内容更加丰富,有许多题材是敦煌所未有,如十大明王、释迦与弥陀组合像等。这些新增的题材彰显了宋代中原与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交流之密切,中原的佛经翻译和佛教实践为高昌回鹘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是高昌回鹘佛教繁盛的源泉。该经变中山林禅定和月轮像,体现了修行者通过观想猴子等动物来收摄心猿,念诵如意轮陀罗尼咒,以心月轮观想入手,观想本尊如意轮观音及诸像,从而生发菩提心,证入初地菩萨终至成佛的美好愿望。从绘画风格来看,该经变融合了汉传佛教和龟兹画风,体现了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佛教艺术的多元化风格。

敦煌莫高窟第76窟千手千眼观音经变考

千手千眼观音是中国百姓最为喜爱的观音之一。在敦煌莫高窟中作为密教的重要神祗和最流行的造像题材,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一直经久不衰。莫高窟宋代第76窟南北壁中部的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就是其中的代表。研究拟考订莫高窟宋代第76窟南北壁中部的两幅经变为一铺完整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并进一步揭示其创作动机和目的。

净土的选择:柏孜克里克第29窟六字观音经变考释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29窟修建于蒙元统治下的高昌回鹘时期。左侧壁的六字观音经变,主尊为六字观音,两侧各有三身观音,共同构成本地颇为流行的七观音;结合回鹘文文献,可以看出六字观音与七观音信仰在高昌回鹘的盛行。六字观音经变与正壁的弥勒净土变、右侧壁的阿弥陀净土变之间的关系,若从观音信仰的角度分析,即信仰者一方面希望通过祈求观音而得到现世的佑助,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称颂阿弥陀和弥勒而得到来世的往生。但弥勒位于正壁,而阿弥陀却"偏居"侧壁,这可能反映了出资修建洞窟的功德主在选择往生何种净土时,更倾向于弥勒净土。

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

敦煌的观音救难信仰早在北凉时期就随着《普门品经》的流行而流行。到了唐代,这一信仰更加盛行。由此,与之相应的《观音经变》也大量出现。就莫高窟而言,此期的《观音经变》不仅反映了其对印度普门品变相图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反映了显性与隐性观音画像、三十三化身与世俗人物画、榜题与程式化等问题。本文就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观音经变绢画考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于2004年出土一批宋代遗物,包括多幅绢画作品。其内容丰富,绘制精良,反映了北宋时期赣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为学界研究北宋时期的宗教、美术等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北宋遗物》(后简称《慈云祥光》)[1]一书刊布了部分出土文物图片,并对相关绢画、写卷、造像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其中关于GJ-01绢画残片,《慈云祥光》认为主尊为菩萨,针对画面中的“白色包袱”。

从敦煌图像看唐代观音信仰的成熟

随着体系的逐渐完备和内涵的不断丰富,观音信仰在唐代趋于成熟,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同时,观音经变从法华经变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新的造像题材正式出现在敦煌石窟中。这从图像的角度反映了唐代观音信仰的成熟,是唐代观音信仰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

敦煌石窟西夏壁画“酿酒图”新解

属于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榆林窟第3窟考证为西夏时期洞窟,其中的"千手观音经变"壁画中,绘有两幅"酿酒图".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最早推测它可能是蒸馏器具,这个推测得到一些中国科技史学者的认同,有的学者进而做出了肯定的结论."酿酒图"中灶台上代表蒸锅的层叠覆压方形器具和其上面冒烟的烟囱,缺乏生活实际和科学依据.因此,将其说成"蒸馏器"证据不足.还有学者将与此画无关的乐器"方响"误认为是"贮酒槽".

图像的层累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完整再现——莫高窟第395窟研究之一

莫高窟第395窟开凿于隋代,后经重修。甬道南北两壁为五代志公画像和毗沙门天王像,主室南北两壁为西夏观音经变之救助八难,主尊为阿弥陀佛。经研究发现,甬道主题是观世音菩萨之三十三种变化身,和主室观世音菩萨救助八难,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变。虽然经过五代和西夏两次重修,但是洞窟设计理念却保持一致,这可能与西夏时期盛行的法华信仰与志公和尚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研究也意在揭示重修洞窟研究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