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中唐“观风使”的名谓与实际

宋人笔记中所谓唐“观风使”,其职名不见于唐代文献,应非唐廷设立的正式差遣。实际上,这一称呼是宋人对诸道采访使、观察使、监察御史、刺史等唐代官职的别称,因其权责大体不出“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的范围。“观风使”一称来源于《唐会要》中记载的“观风俗使”,巧合的是,与前者类似,这一称谓也为宋人的权且之作。《唐会要》的编撰者认为,以“观风俗使”为名的差使自贞观八年(634)后不再设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不仅于有唐一代延续始终,更是观察处置使一职的滥觞。影响及后世,清雍正时期,出于加强对地方管理的需要,效仿唐制复古地设置了“观风整俗使”,但这一措置实质上是对唐代职官的一次误读。

瓦里关山与观风山近地面空气^7Be浓度季节性变化对比

7Be广泛应用于大气物质传输、表土季节性迁移和微粒混合作用的示踪。它在不同地域空气中的浓度分布构成了多领域研究的基础。7Be在对流层空气中的浓度随地表海拔高度而增加。基于瓦里关山和观风山的位置差异和海拔高差,对比观测其近地面空气7Be浓度变化不仅有益于区域尺度的大气和地表环境过程的示踪,而且对全球尺度的研究也将具重要意义。2002-10-09～2004-01-21,利用美国环境测量实验室的低水平核素表层大气采样系统在瓦里关山和观风山同步连续进行每周1个大气气溶胶样品的采集工作。7Be的比活度系用多道能谱仪进行γ谱测定,测量误差小于6%。中美两实验室对逐周样品测量结果表明两实验室的数据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两个站点7Be浓度逐周变化趋势总体相似,具有2～6周的短周期波动,波峰与波谷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其高值或低值波动延迟或超前的差异与区域尺度的天气过程传播一致。瓦里关山和观风山7Be的年均浓度分别为(14.7±1.5)mBq/m3和(4.1±0.9)mBq/m3,前者约为后者的3.6倍。近地面空气7Be浓度与同期降水量的比较表明,在周时间尺度上,两者呈现出较好的预期负相关变化;而在月平均尺度上,两地7Be浓度变化比较稳定。位于内陆地区的瓦里关山受低海拔气团上升的影响较小,其空气中7Be浓度变化较真实地反映了中纬度、高海拔地区的背景水平。观风山地区虽然受到低纬度海洋性上升气团的影响,但7Be浓度变化仍然显示出低纬度、较高海拔地区的预期水平。

礼乐大权旁落与“采诗观风”的高涨——“王官采诗”说再探讨

文章认为,西周时期即有"王官采诗"之事。求证这一点,须从作品本身入手:若"国风"中一些篇章真是采集加工而成,就必然留有痕迹。对于"采诗"不能胶柱鼓瑟地理解,采诗人员以及乐官的加工,是"采诗"的必有之义。因而,经由"采诗"而成的不少篇章,颇似今日"报告文学"。文章进而认为,《小雅》中就有"采诗"而成的篇章。这透露出如下的消息:"王官采诗"的高涨与西周后期贵族阶层与王权之间矛盾日趋激烈有关。有迹象显示,高涨的"采诗"现象,很可能是当时贵族上层所策动的。尽管如此,"采诗"之事在周代的出现,仍是文化观念的产物。因为"采诗观风"与"天听自我民听"的天命观有密切相关。因此,"采诗"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保证了古典文学在很古老的时代就能够将文学的触角,伸向广阔的民间。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内涵与思想价值

刘咸炘在史学研究上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他以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扎实的旧学功底构建了一个以史学为中心、以＂察势观风＂为理论内核的学术体系。＂察势观风＂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学术土壤、又出古入今的研究范式,是糅合了儒道思想、注重考察纵横关系的历史观。同时,＂察势观风＂还是刘咸炘历史撰述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察势观风＂理论是民国史学界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的典范。凭借风势之论,刘咸炘开拓出了史学研究的新气象。

察势观风话创新——也谈中医的继承与创新

[目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医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察势观风"是刘咸炘先生提出的历史观。本文用以分析中医史上的继承与创新,以明确二者在当前历史环境下的关系。[方法]以"察势观风"的历史观分析中医史上经典创新案例的发生渊源,同时在回顾当前对中医继承与创新关系争论的基础上,分析继承与创新在当前历史环境下的关系。[结果]创新都是在深入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与"时风"相激摩而形成的。医家所受时风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则创新之内容亦自不同。[结论]无谓将创新作为"目的"或"要求"特别地强加于中医。当面对新问题时,医家在深入传承经典基础上,受时风所熏,则创新自出。

“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

先秦曾出现过“采诗观风”的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诗歌发挥舆情功能。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并创作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这类诗作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形成独特罕见的意象群。

采诗观风与古代人文施政理念对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

古代的采诗观风活动对于施政者了解并掌握民情民意具有重要作用。采诗是观风的基础,观风是采诗的目的。采诗观风不仅是文化行为,更是一种施政信息的采集和分析行为。它为施政者提供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有助于调整政策,改良政治。在目前大力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话语语境中,深入探研古代的采诗观风活动,解析其中所蕴含的人文施政理念,为目前的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参考,对于推进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贵州威宁观风海勘查区构造特征及控煤分析

通过分析威宁观风海勘查区1/1万地质填图、钻探及煤层对比资料,本文该区构造变形特征及控煤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构造行迹可分4期构造变形序列,形成先后顺序为近SN向构造、NE向构造、NW向构造和近EW向构造;(2)该区构造控煤类型主要为褶断型和断夹块型,早期近东西向的挤压使勘查区煤层埋深变浅,后期的NE向构造和NW向构造使煤层埋深加深,同时破坏了煤层的完整性。

“觀風望氣”、類型學與文史考證:版本學的方法論問題

"觀風望氣"是傳統的版本鑒定方法,當代的很多版本學者卻從所謂"科學性"角度,對其加以强烈批判。本文認爲古籍版本是文本與特定時代地域製作的載體之結合的物質性結果,版本鑒定的實質是判定文本與載體之重組的發生時代與地域。文本證據看似指向具體的刊刻時地,但文本可在不同版本中傳承因襲,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物質證據則是該版本所處的特定時空的産物。因此,後者纔是版本不可剥離的固有内證。在版本學中,對於文本證據的考察,其本質是文史考證;觀察版刻的物質形態特徵,則是處理物質證據的主要方法。"觀風望氣"的實質正是對物質形態特徵的考察,其學理邏輯與考古學中的類型學是相通的。1930年代,趙萬里提出"比較版本學",同樣具有鮮明的類型學色彩。類型學之所以適用於版本鑒定,係因版本實物是必定帶有文字的歷史時代的器物,正如其他種類器物那樣,可以用類型學分析呈現其形態特徵的演變,進而判定時代地域。在版本鑒定中,類型學分析是第一義的,是史料批判的起點。所有基於文本證據而做出的判斷,均必須接受類型學的驗證。而現有的類型學工作尚不完善,已有的版本的絶對年代與相對年代框架序列不能完全對應歷史上多元複雜的版刻風格,各種風格的起源與時空分佈有待解明,處理材料時的觀念與視角也應有所調整,以因應古籍版刻風格的共時多樣與歷時多變。

观风整俗使与雍正帝合法权威建构

雍正帝继位后,随着汪景琪、查嗣庭、曾静、吕留良案的先后爆发及允禩一党对雍正帝的污名化行为曝光,影响了雍正帝在民间合法权威。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威胁到了儒家传统礼法的尊严和皇权独尊的思想。为此,雍正帝先后委任了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四省观风整俗使,意图扭转民间对其态度,重新树立皇帝的合法权威。作为皇帝特派官员,观风整俗使通过整饬风俗对地方施加影响,在大案之后为雍正帝进行"危机公关",成为建构皇帝合法权威的重要角色。

雍正朝观风整俗使职权履行及影响

雍正时期的差遣使职——观风整俗使,依靠职掌的灵活性对当时常规的地方政治运行机制提供有效的补充和完善。观风整俗使教化乡民、监察地方各级官员为主的核心职责,辅之皇帝交予的临时性差遣,构成其较为完整的履职体系。该职的设置为雍正帝解决满族统治合法性危机、构建满汉政治文化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尝试,从微观角度为分析雍正一朝官僚人事特征、国家治理原则、皇帝与地方官员关系的互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丽江观风

丽江乃西南边地文化名邦。民国时期有一大批文人墨客莅临丽江,或办教育,或倡导新风,或描画雪山,实写丽江风土人情事故,成为重要的丽江文史资料。然而,这些遗作,或遗于某报刊中,或藏于个人著述中,爱好者不得见。为此,学报择选民国时期为主的有关丽江的文章,与广大爱好者和阅读者共飨。

“屠杀”形容词——从“观风察势”论谈中国史学近代转型

在古今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辙里,刘咸炘的“观风察势”论尤为值得关注。“观风察势”论表现出一个语言特征:频繁地使用丰富的形容词。从刘咸炘提倡重修宋史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使用富有动力感的形容词去形容史事的风格,并在一个对立形容词组成的感觉网络之中提出了重修宋史的独特理由。近代史学转型之后,中国史学在古今之变中静悄悄地经历了一场对形容词的“屠杀”。形容词式微,名词地位崛起,学术活动的重心从“找到一个妥帖的形容词来陈述感觉”变为“找到一个核心概念来建构理论大厦”,这是中国史学古今之变此前为人所忽略的一个特点。

先秦纳言、献诗以谏制度与“采诗观风”话语的形成

周代出纳言制度渗透着周代行政职官体系,是民间音乐性言说被大量采集,进入官方礼乐系统的基础。出纳事人是承担出政令、纳民言这一普遍性职责者的统称,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会采集讴、歌、谣、诵等音乐性言说。周共王时,出纳事人正式承担谏诤的责任。在列者“献诗以谏”时,通过“语”的过程,音乐性言说被赋予或进一步明确其中关乎时政的褒贬意义,具备了“诗”的谏诤作用。“献诗以谏”在周王室衰败的两周之际走向兴盛。纳言、谏诤制度的兴衰与《诗》的采集、编纂密切相关。“纳言”这一话语表述在周代的一以贯之与诗的谏诤目的是先秦史书不存“采诗观风”之说的根本原因。儒家根据学派传《诗》、习《诗》目的,将《尧典》的“敷言以奏”具体化至《诗》的采集,形成“采诗观风”话语。

先秦纳言、献诗以谏制度与“采诗观风”话语的形成

周代出纳言制度渗透着周代行政职官体系,是民间音乐性言说被大量采集,进入官方礼乐系统的基础。出纳事人是承担出政令、纳民言这一普遍性职责者的统称,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会采集讴、歌、谣、诵等音乐性言说。周共王时,出纳事人正式承担谏净的责任。在列者“献诗以谏”时,通过“语”的过程,音乐性言说被赋予或进一步明确其中关乎时政的褒贬意义,具备了“诗”的谏净作用。“献诗以谏”在周王室衰败的两周之际走向兴盛。纳言、谏净制度的兴衰与《诗》的采集、编纂密切相关。

清代观风整俗使设置研究

观风整俗使是清世宗为整饬地方风俗而特设的一个官职。雍正四年始设于浙江,七年又分别置于福建、湖南、广东;八年省浙江,至十一年底裁撤净尽。其设置特点为:因事权授、设置范围小、存在时间短、任职人数少、职权大小不一,以临时差遣为实质并兼具地方官特征。其所具有的处理地方事务的职权造成了与地方大员权利上的冲突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是其设置效果不佳并最终被裁汰的主要原因。

舜歌《南风》与中国文学的“观风”传统

"舜歌《南风》"之事在先秦有着广泛的影响。"舜歌《南风》"与"虞幕听协风"亦即有虞氏家族"以音律省土风"的世职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虞舜因为有着其家族"听协风"的思维惯性,所以当南风"薰"来时便立刻想到了"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从中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舜歌《南风》,不仅真实记录了民风民情,也寄寓了自己从"风"中所体察到的民风民情。他的实践是一个最好的典范,确立了中国文学重在反映风俗民情的特点。孔子从这一特点出发提倡"观风",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观风"传统。

“采诗观风”及其意义的再探讨

《诗经》学中有一个老说法叫做'王官采诗'说,笔者近来考虑《诗经》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忽然意识到'王官采诗'之有无,与《诗经》中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生成,有莫大的关系。因而对这个老说法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视之。有必要在现有的学术条件下,对它做一个彻底的追究:'王官采诗'说可信吗?若有这样的制度,是从何时开始的?它的意义如何?关于'王官采诗',又叫'采诗观风'。

风俗观念与刘咸炘的“观风”求识之法

近代学者刘咸炘借助传统风俗观念拓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强调历史活动主体与认识主体的主观属性。他揭示出归纳、考察社会风俗现象的基本思维方法。又以"纵横两观"区分时风与土风,在强调地理环境、政治教化影响力的基础上,阐发了传统风俗论中包含的文化区域观与历史进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