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国土空间规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

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与激励规则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刑事合规激励对象泛化、不平等,罪刑失衡及自然人重罪合规不诉等有违刑事法治基本原理和规则的现象。该现象反映出了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过宽与激励规则不明等问题。刑事合规准入应当限缩涉企犯罪案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形式与实质要件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包括准入条件与负面清单,实质要件包括以悔罪表现为核心的预防必要性考量与以社会贡献或发展前景为核心的社会公益考量。除涉企责任事故类过失犯罪外,不能对被害企业或者仅因普通员工实施了涉企犯罪就对未涉罪企业启动合规监管。为保障刑事合规连带激励的合法性、公平性与正当性,有必要对其适用设置必要性、罪责较轻及罪刑均衡等限制条件,且没有理由将非领导职务的直接责任人员排除在激励对象之外。

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务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源。政务数据开放蕴含重要战略意义,有利于推动数据生产要素更好地发挥价值,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数据安全法》出台为标志,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立法初见端倪,初步构建了政务数据开放的风险预防机制,明确了“政策指引、央地协同”立法模式与“多中心、全过程”的规制结构。政务数据呈现汇聚集中、规模庞大与流转广泛等特点,但其引发的风险内涵、类别与危害后果尚未引起充分重视,相关制度安排鲜有涉及,引发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风险规制主体遮蔽、规制标准不一、监测内容不清、风险交流程序粗放等。亟需从风险规制这一新型行政任务切入,以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引,对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进行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建构法律规制进路,重点破解政务数据开放风险规制的主体职责、标准体系、监测内容与参与程序等难点问题,将风险规制内容嵌入到政务数据法律体系中,寻求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方案。

数据赋能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信息系统的实践与思考

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以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将转向深入推进阶段。2019年5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明确主要目标有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要求加强国土空间的实时感知、智慧规划和智能监管,强化综合监管、分析预测、宏观决策的智能化应用。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风险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旨在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的合规计划备受关注。其中,科学辨识企业合规风险,是建立健全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反馈,理解企业合规风险的关键难题是判断其与法律风险的关系,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观点,对此,应提倡“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交叉说”。认识企业合规风险,需要重点辨析用以评价某一风险是否属于合规风险的“规”,即合规渊源。立足我国国情,应当重视三类合规渊源:一是党内法规,即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这是企业合规计划中国化的特色之处;二是具有公德性质的伦理规范,即企业合规计划具有道德性且反映公共利益;三是企业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即采取“内规与外规相区分”的思路,将前述章程和规章置于合规渊源识别的次位阶顺序。

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军队合规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正确认知军队合规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是科学建构军队合规审计制度的基础。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军队合规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提出一个军队合规审计的理论框架。军队合规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军队合规审计本质,军队合规审计需求,军队合规审计客体,军队合规审计主体,军队合规审计内容,军队合规审计目标,军队合规审计方法,军队合规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大讨论:用途管制

辨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林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空间规划改革和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是为“多规合一”而“合一”,其初衷是为统一用途管制职责而“合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明确要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

自然资源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解读《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日前,《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自然资源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办法》印发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答: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等划转自然资源部。

守民生耕耘城市科学为家国图画千里江山——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标准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

勇毅笃行,扎根城乡规划建设事业王凯196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1986年进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工作,37年投身城乡规划建设事业,全程参与或主持了上百项规划设计项目.

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作为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指标或者要素之一,合规文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合规文化的定位尚须厘清。合规文化注入合规计划,使合规计划由外在型、回应型转向内在型、预防型。但是,内在型、预防型合规计划并不意味着应采用道德的合规文化概念。合规文化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自上而下通过合规管理而形成的良好的合规计划的运行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地遍及企业的状态。据此,在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是评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综合要素,而非取代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更不是取代合规计划的发现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为更好践行综合要素的体系定位,有效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的设计模式应采具体式而非概括式。单位犯罪的罪责基础应当同时考虑单位的整体意志和有效的合规计划两个方面。在决策者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合,有效合规计划对单位犯罪决定、实施起到阻抗作用,并且产生可能减轻法益侵犯性的阻抗效果的,可基于违法性降低原理对单位犯罪从宽处理。

论公共规制的“情境化”实施

公共规制的“情境化”实施要求规制者以特定的环境、事实、主体、场所和信息为依据,精准识别市场失灵的领域、问题及成因,据此设计规制方案,展开规制活动.对具体正义的追求,以及规制事实本身的情境性和复杂性,是公共规制“情境化”实施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公共规制实施主体权力配置与组织形态构造的“情境化”、规制对象识别与实行行为的“情境化”、规制目标确立与规制工具选择的“情境化”,是公共规制“情境化”实施的基本要素.实践中,通过穿透性实现对市场失灵的精准“画像”,通过回应型机制实现公共规制的能动性、认知性、开放性和自我矫正,通过合目的性的强调实现对公共规制的规范约束,是公共规制“情境化”实施现实展开的核心内容.

多规合一视角下昆明市郊野单元规划编制推进路径探析

郊野地区的发展影响城镇化进程与品质,加强郊野地区的规划引导是重点城乡工作之一。昆明市郊野地区的发展有实现“多规合一”、全域管控的现实需求,也面临乡村收缩、规划目标复杂多样的困境。随着郊野单元规划理论发展,我国多地开展了郊野单元规划实践,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从各地实际出发探索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郊野单元规划路径,为昆明市的郊野单元规划编制提供了方法借鉴:从体系上理顺郊野地区各项规划关系,谋划顺畅的纵向传导机制;从实施上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手段,实现空间优化提升;从方法上开展分类引导,构建分类适用的规划引导方案;从管理上以单元为平台,实施管理制度创新。

企业合规文化的生成机理、价值意蕴与建构策略

企业合规的兴起是现代企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企业推进合规管理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规文化生成于企业合规管理实践,与企业合规管理制度融合发展,并随着企业合规管理发展而革新。合规文化能够提升企业合规管理的执行力,夯实企业合规管理的人文根基,激发企业合规管理活力。可通过着力合规文化内容建构、丰富合规文化实践形式、精心打造合规文化品牌、扩大合规文化传播效应,营造良好合规文化氛围,引领企业合规管理实践不断深化。

医院合规管理中“规”的内涵及其应用

医院合规管理的“规”是既指医学法律规范,又指医学伦理规范,在缺乏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情况下还要按照“爱”的戒律进行判断与行动;合不合“规”要进行审查(医生自查与合规部门审查),就需要借助这些标准和戒律,以防范、化解医疗风险,保障医院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的现实问题与协同优化

研究目的: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之间存在现实问题与冲突,探讨二者未来实践中需要着重关注的协同目标,为融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提供研究借鉴及决策依据。研究方法:归纳推理法和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之间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规划传导失位、目标导向错位、规划编制与实施程序失序以及指标效益与乡土文化传承目标存在差异等现实问题及冲突;(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应处理好逻辑内涵、规划边界、规划目标、规划时序以及规划效益等方面协同关系;(3)新时期应从明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法定地位及其与村庄规划的承接路径、加强规划目标内容衔接与完善规划效益评估体系、统一数据库建设与打造数字化管理平台、健全规划编制保障机制及强化规划实施适应性管理等方面促进两规划的协同优化。研究结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是落实乡村建设工程的专项规划,村庄规划是承接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详细规划,发挥好二者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助推作用的关键在于明晰二者的逻辑关联和辩证关系,统筹处理好彼此协同目标,构建协同优化路径。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制度建设路径

合规管理制度建设是构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最基础的工作,不论是从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各类管理事项、业务流程依法合规的角度,还是从明确合规管理工作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机制、管理流程等核心事项的角度,都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国务院国资委2018年11月2日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及2022年8月23日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两个重要文件,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制度建设的相关要求聚焦于两个维度:一是将外规内化于企业相关规章制度.

算法赋能政府规制:逻辑、限度与发展方向

在算法治理时代,算法既是需要规制的对象,也是赋能政府规制以实现更好规制的治理工具。社会高度计算化和算法的规则属性给予了算法赋能的技术逻辑,数字化转型引致的规制困境和私人算法滥用奠定了算法赋能的现实逻辑,提升规制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形塑了算法赋能的价值逻辑。但是,算法运行本身存在的内在局限,以及规制者能力不足或不当运用,导致算法赋能政府规制存在着复杂性难以化约、被动规制俘获、规制权力泛化、可问责性和算法偏差等限度。发挥算法赋能政府规制的积极作用,促进算法与政府规制融合发展,必须坚持规制者的主体地位,完善政府规制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建设,保障算法在可控和可信赖的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