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规划事权的济南城乡统筹规划体系

在我国多级政府管理体制下,一级规划主管部门对应一级规划事权。城乡统筹规划如何面向规划事权是充分发挥规划职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济南市立足实际,面向管理需求,对应规划事权,划定市区为规划区,构建由宏观层面的城市总体规划、市区镇村体系规划,中观层面的中心城控制性规划、重点地区次区域规划,微观层面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组成的城乡统筹规划体系,尤其是加强了承上启下的市区镇村体系规划、重点区域的南部山区保护与发展规划、覆盖乡村全域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实现市区暨规划区城乡规划的多层次统筹。

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日本城市规划事权的演变与启示

近代城市规划涉及上至国家政策,下及市民生活的广泛领域。因此,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决定权通常需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甚至政府与市民团体之间做出一定的划分,从而形成特定的权利分配体制。近代以后的日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一条城市规划从中央集权逐步向地方分权过渡的道路。这对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我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简要回顾了日本城市规划由中央集权逐步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并归纳总结了其中的原因、规律和启示。

从规划事权的角度探讨城乡规划督察

本文从城乡规划体系建构的逻辑出发,探讨作为中央规划部门的派出机构,在干预地方规划事务中规划督察应具备的事权,以及在现行政体制下如何实现这种事权。

面向事权的规划编制体系研究——以济南为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强社会治理的决策部署,城乡统筹规划如何面向规划事权是充分发挥规划职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1]。文章尝试合理划定与空间治理事权匹配的规划编制单元,对济南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索,以钢城区实践为例,打造区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样板,不断完善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优化共建共治共享的规划体制。

府际事权划分视角下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协调路径思考——以东莞市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空间治理体系中产生各种空间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于规划事权的博弈冲突。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2018年,中央政府将空间规划职能一并划入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通过重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动空间治理领域形成更清晰的制度化分权。由于我国市县发展条件差异大、行政管理模式不同、规划管理水平不一,因地制宜地探索差异化的地方治理模式十分有必要。东莞是目前全国五个采取"市—镇"行政体制的地级市之一,探索其府际关系下的市域空间规划协调思路,尤其是城市内部跨地区的空间治理方式,对于其他市县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分级事权下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

立足现行“县-乡镇-村”三级行政构架,我国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一是在规划层级方面,除个别城乡高度融合的县市可按全域“一个层级”编制规划外,其他大部分县市仍应执行“全域-中心城区”两个层级;二是除高度城市化地区可将县级-乡镇级规划合并编制外,其他大部分县市宜按两个或多个乡镇联合开展规划编制,给乡镇预留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三是县级规划应重点加强对县域村庄总量控制、分类引导、刚性传导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其他事权可交由下层级规划落实。建议尽快出台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编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

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体系。对现行国土空间规划立法滞后、立法阙如和立法模式选择盲从等一系列问题,急需从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理论层面进行探究,以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价值取向。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发现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价值取向包括国土空间正义、规划管控有效、资源配置均衡、国土空间安全等方面。在国土空间规划立法中,应当通过合理划分规划事权、依法推进规划参与、高效配置空间资源、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等路径,供给优质空间产品,保障空间权利实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统筹空间发展安全,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的价值目标。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城镇开发边界管控研究

城镇开发边界是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国土空间管控的重要管控政策工具,旨在引导城镇空间集聚高质量发展。随着“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批复,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入尾声,如何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后城镇建设用地科学、高效、精准地落实到空间上,本文对城镇开发边界管控应注意的重点进行了探讨,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事权,从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体系、城镇开发边界内外管控重点、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管控建议。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分级管控研究——从特大城市的角度

自然资源部的组建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扫清了最关键的体制性障碍,而进一步明确中央一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规划事权划分,则决定了新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方向,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城镇化下半程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解读中央规划改革要求并结合武汉市地方规划实践,提出建立“总体三级、设区城市四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分级管控框架,并就基于事权调整优化的4个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分析。

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宏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对话——来自国家四部委“多规合一”试点的案例启示

为推进空间规划体系和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国家四部委自2014年开始推行28个市县的"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文章通过对此次试点的梳理与回顾,分析了试点工作中的本位主义障碍,反思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存在的纵向脱节问题,明确要加强宏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协同,梳理中央与地方的规划事权关系;提出宏观层面的综合规划与地方层面的发展规划的协同对话机制,倡导建立宏观发展、区域协调与地方发展方面的共识,强调"三区三线"空间管控到"一张图"管理的上下传导。

国家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关系研究

文章在对国家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概念与基本关系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间存在着规划体系整体效能最优化与局部效能最大化相冲突、对空间与非空间规划的认知存在偏差、纵向传导强化与横向衔接薄弱、对专项规划的“双重领导”等矛盾,严重制约我国规划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同时,基于资本与空间、系统与子系统、集权与分权的逻辑视角,对矛盾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我国规划体系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动态平衡与优化阶段,府际间规划事权仍存在调整可能。

“多规合一”背景下中小城市空间管制层次的探讨

国家机构改革实施之后,城乡空间管制与城市空间管理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它不仅涉及国土空间规划,还涉及林业规划、环保规划、水利规划等各方面,其重点也是实现空间上的“多规合一”。在梳理总结“空间管制”存在问题的背景下,明确不同层次空间管制所应管控的内容,从层级传导、空间约束、政策区划指引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标准、方法和管制措施的分层设立,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城乡总体规划空间管制体系。

绿洲城市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几点思考——以中卫市沙坡头区为例

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是引导城镇形态与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自然资源部对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技术指南尚在完善优化中,针对城镇开发边界的管理办法尚未颁布。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卫市沙坡头区为例,从城镇开发边界与耕地保护的协调关系、与市县自然资源部门规划行政事权的关系等角度,提出当下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