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

社会作为一切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迁。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放任主义的自然变迁,一种是体现人的意志的规划性变迁。将农民工纳入规划性变迁中,有助于改善其生存状况,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农民工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由消极限制到积极保障,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国家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有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最终趋于消失。

规划性变迁:理解中国乡村变革生发机制的一种阐释——从农村社区建设事件切入

与传统内发和自然生长的社区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一种计划性或规划性社区,体现了国家由外向内进行整合和理性建构的特点。在乡村社区分化及认同流失的条件下,政府在规划性变迁中的主动性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不过,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变迁方式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新一轮农村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式和机制。

政府规制与农民创造:规划性变迁中的村社治理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与变迁的历史来看,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农民需求、自发创造和政府规划、支助密不可分,是一种规划性变迁过程。在统筹城乡发展、人地流动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创造性转换的探索,旨在建立新型的开放、多元的乡村治理机制。要推动村社治理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规制和支助,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规划性社会变迁、执行压力与扶贫风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措施之一,本质上是一种规划性社会变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因为任务完成期限的时间紧迫性和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要求,基层政府面临着强大的政策执行压力,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偏差和扶贫风险。要避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负面政策效应,需要在执行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尊重贫困群体意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为政策执行的可逆性留有余地。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及其制度逻辑——基于对河南省A县和B市的调查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河南省A县和B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分析对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在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化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预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而从性质上讲,小农户经济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没有出现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