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投资秩序:规则安排与机理构成

投资秩序是一个起点于投资决策安排 ,作用于投资运作始终且具有过程动态感的概念或范畴。本文所分析的投资秩序 ,系指处于投资初始状态的决策安排 ,其核心内容被界定于投资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等方面。文章认为 ,投资秩序是由经济体制模式和企业体制形式共同决定的 ,在体制发生转轨的振荡情形下 ,投资秩序一般会随之出现共振 ;投资秩序的规则安排与机理构成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在市场体制下 ,投资秩序的规则安排主要表现为投票同意制决策原则和行政执行制决策原则 ,这两种原则的差异性客观上会导致彼此之间的摩擦。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转轨时期 ,因此 ,分析投资秩序的规则安排与机理构成或许有点理论品味的价值。

浅析WTO区域经济安排规则——兼论对内地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本文对WTO设立对区域经济安排的例外规定的原理进行理论分析,并论证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保障成员国的福利而对区域经济安排设立的约束规定的有效性。通过分析的结论提出了对内地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几点启示。

区域贸易安排原产地规则构建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原产地规则是正确实施区域贸易安排优惠待遇的"守门人",是顺利实现区域贸易安排预期利益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本文在简要介绍区域贸易安排原产地规则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重点比较分析了主要国家区域贸易安排原产地规则构建的主要特点,以期为我国区域贸易安排原产地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

比较优势与制度安排

以“比较优势”“、有限(价值)理性”和“制度二要素”这三个基本假设为基础,以李嘉图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为实例,对比较优势条件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结果发现:无论是从规则安排方面来说,还是从组织安排方面来说,比较优势条件都对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规则安排而言,在比较优势太小和分工利益太少的情况下,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往往不存在;只有当比较优势足够大和分工利益足够多时,保障分工的规则安排才能出现;但当比较优势扩大到超过“自然分工条件”的时候,这种规则安排又会失去存在的必要。就组织安排而言,当规则供给的绝对成本一定时,绝对劣势方总是比绝对优势方作为规则供给者(组织)的相对效率要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治理规则变迁与中国经验——以民间规约为考量对象

"国家法律、民间规约"一直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两大类规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强度因国家治理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组合形式。在西方,自中世纪之后,农村治理走的是一条法治道路,而中国却不同。在国家治理能力较弱的传统社会,"他我生产"的国法不下乡,农村社会依靠"自我生产"的一整套完整的治理规则体系进行自我治理;这套规则体系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农业社会实现"无为而治"的规则基础,也是支撑农业文明延续的"规则密码"。1949年之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完全以现代的国家法律体系为前提。随着国家治理能力逐渐变强,国家法律下乡进村,并成为农村治理的主要规则。集体化时期到包产到户之后,再到税费改革之后,以及当下的"法治化"建设,都是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突出"国家法律"作为治理规则、治理农村社会的一个现代化过程。在当下,国家治理能力在农村社会主要体现为"服务能力",农村治理规则的安排既需要高层输入的"国法",也需要基层内生的"规约","法为主,约为辅"是当前农村治理规则的创新选择。

警惕绿色保护主义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绿色保护主义是指以加快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为名义实施的保护主义做法。具体措施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边境措施,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二是边境后措施,如美欧绿色产业保护政策。绿色保护主义做法涉嫌违反WTO规则,是现行国际贸易体系面临的新挑战,而能否真正促进绿色转型仍待观察。为应对美欧绿色保护主义做法,我国应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科学运用补贴政策,完善碳定价机制,不断提升自身绿色产业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争取对我国有利的规则安排。

国企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中的两个问题

本文讨论我国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中两个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国家审计机关在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中应处的位置及应有的责权利 ;(2 )企业会计主管的性质与“会计人员委派制”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国家审计机关不具备外部审计监督应有的独立性 ,企业会计主管的性质是由企业经营者任命的 ,帮助企业经营者更好地履行诚实报告责任 ,行使好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工作中最重要的助手职责 ,会计人员委派制在现代企业逻辑上难以成立 ,应当坚定地将国有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向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一般范式推进。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治理机制研究

现代企业所有权合约安排决定了经营者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合约安排是政府享有一般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经营者享有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和会计规则执行权、注册会计师享有会计规则监督权;在会计规则监督权弱化条件下,经营者控制了企业剩余的计量。经营者既分享剩余又控制剩余计量导致了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是程序理性观下的信息失真。治理此问题,不能破坏现行的制度均衡,博弈论分析表明,政府加重对注册会计师偷懒(而不是对经营者舞弊)的处罚在长期中可以达到遏制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目的。

DEPA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

中国申请加入DEPA,体现出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为数字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增长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的良好意愿2021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DEPA")保存方新西兰提出加入申请,引发世界关注。DEPA是全球首个关于数字经济的专门性规则安排,2020年6月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线上签署,并于2021年1月7日正式生效。DEPA作为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治理思路,其发展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