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算法推荐对用户自主性的解构与重构——基于规则治理的视角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火爆出圈,意味着机器作为新型传播主体,将对当下社会信息传播结构产生颠覆性影响。算法作为人工智能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分发、个性化服务、自动化决策等多个场景,尽管目前我国从法律硬规则和伦理软规则方面,均提出对算法权力予以规范和治理,但算法除引发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社会共识问题外,对个体自主性的侵蚀也逐渐显现出来。算法对个体自主性所蕴含的知情权、选择权、拒绝权等基本权利的消解,使作为主体的“人”逐渐走向数据化、群体化,最终成为技术工具的客体,丧失人的自主性。为避免技术对人的尊严、自由、自治权的剥夺,有必要重新审视智媒时代人的自主性,并通过一定制度设计,保证人对算法的干预和控制能力,重构人与机器的和谐共生模式。

从规则治理、文化治理走向价值治理——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一个新的统治政权为构建社会秩序维护阶级统治,一般采取梯次演进的三种治理方式,呈现出三种治理型态:强制性的规则治理,愉众性的文化治理,德化性的价值(观)治理。三型态的划分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也经历了这样三种治理型态。从"撤社建乡"之初的"村规民约"的治理,到后来的"公共文化(体)"的治理,再到新世纪各地纷纷打造村级文化礼堂,力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场域和培育基地,标志着基层社会治理进入价值治理的新阶段。

能动司法与规则治理

在司法的基础理论上,能动司法并不能构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司法哲学。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是中国规则治理这一法治理念和司法理念的推进与落实,在司法实践上是中国法条主义司法的惯性发展和逻辑递进。因此,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还主要是在中国司法机制内部的全面展开,是在贯彻规则治理的中国法治理念下,以充分发挥法院和法官在司法审判当中的"能动性"为内容的一种能动司法,以克服司法解决社会纠纷能力的有限性和判决缺乏社会后果考量的局限性。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工作规则治理的路径思考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推动学生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但也给学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工作的规则治理,应当采取分层规则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法律——规章——高校内部规则这样从上到下的规则体系,并力求使每个层级的规范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由政策治理到规则治理——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型问题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历史和特殊国情,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具有浓厚的口号治理、政策治理和理念治理色彩,亟须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由口号治理到法律治理、政策治理到规则治理,以及理念治理到制度治理的根本性转变,使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实现法治化和现代化。本文以司法保护为重点,就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转型进行反思和探讨。

法治中国视阈下规则治理实现困境与路径探索

法治建设的大力推行为规则治理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境遇,加快了以规则为主导的社会自主治理模式的成型。然而当前我国规则治理的实现仍面临着凸显的社会矛盾对法治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对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利用的扭曲、政府在法制权威塑造过程中产生错位等问题。法治中国视阈下规则治理路径需要从由政府引导的社会各行为主体构建规则思维,提升规则治理认同感;规范执法,合理利用传统治理资源;矫正错位,加强法制建设权威,建构多元化治理等方面来寻求。

从“解决纠纷”到“规则治理”——法律思维视角下法律修辞的司法功能转换探析

我国法律修辞的司法运用出现了过分重视纠纷解决而轻视规则治理的情形,这种情形出现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律思维并未真正形成。法律思维形成需以“法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统合为基础,只有如此,“意见”才具有确定性根基,法律修辞活动才会以理性论辩的方式展开。但在我国裁判思维中,“法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沌合一,法律思维并未完全形成,以致法律修辞不以理性论辩为基础,而多采用信息话语进行说服。我国法律修辞的司法运用要实现从“解决纠纷”到“规则治理”的功能转换,需要通过强化法律的知识属性、树立价值判断以法律事实为根基的法律意识、构建更为合理的裁判程序等来为“意见”提供理性根据,以促使“法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从混沌合一走向分离统合。

全球绿色贸易、环境规则治理与中国路径选择

绿色贸易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环境规则治理是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关键。本文着眼于环境规则治理与全球绿色贸易之间的深层联系,构建了包含14个一级指标、125个二级指标以及346项具体环境条款的区域环境规则三维数据集,据此测度了17个反映RTA绿色贸易规则动态深化特征的异质性指标,并综合考察了区域环境规则治理深化对全球绿色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区域环境规则深化不仅促进了成员国间的绿色贸易增长,而且对外部国家和全球的绿色贸易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并在不同产品—规则—国家层面上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深度一体化环境规则主要通过非歧视效应、价值链效应以及需求效应对全球绿色贸易产生影响。进一步,对中国参与全球绿色治理不同深化路径下的潜在绿色贸易收益做政策模拟评估发现,RCEP升级对缔约方以及全球绿色贸易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并且随着绿色产品清单的扩展,其带来的促进效应也会增强。本文结论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破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推动国内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塑造中国在全球的绿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国家安全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的困境与重构

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多边治理制度发展滞后,治理规则的正当性缺陷凸显,双边及区域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惯性缺陷与碎片化等安全困境。为回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安全关切,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视角探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重构。构建更公平合理安全的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基础在于树立共同安全的理念,核心在于关注科技变革背景下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技术竞争之间的平衡,而发展中国家能动作用则成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区域与双边主义趋势下安全治理立场的锚定。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局势,中国应在厘清自身知识产权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从完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制度、推进知识产权法域外适用与管辖、促进知识产权全球交流合作等方面统筹国内与国际知识产权安全治理,恰当运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定适当平衡的因应之策。

共同探索数字教育科学治理规则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全球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教育治理数字化与数字教育治理的变革方向是什么?如何直面挑战?来自政府机构、高校、企业等的代表,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中分享了教育治理数字化和数字教育治理方面的新观察和新思考。

元宇宙视域下我国智慧图书馆虚拟空间治理规则研究

元宇宙塑造了虚拟空间的理想化状态,智慧图书馆也应紧跟时代发展,完善虚拟空间规则,保障元宇宙环境下图书馆智慧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文章基于元宇宙赋能智慧图书馆虚拟空间核心理念,以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相关标准为理论基础,围绕智慧图书馆虚拟空间服务的技术、场景和发展趋势,关注用户需求,将文献建设、空间预约、业务管理等智慧服务模式与法治、伦理、业务、安全规范相对接,构建了智慧图书馆虚拟空间治理框架。智慧图书馆虚拟空间治理规则的完善,不仅需要技术、管理与人力资源等因素的支持,也需要从制度角度对行为予以规范,从而保障智慧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

数智时代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已被广泛应用,但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关乎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当前算法推荐的法律治理政策呈碎片化,治理效果不彰,迫切需要梳理以构建科学的算法推荐法律治理体系。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揭示了五种算法推荐安全风险类型。基于此,构建了主体性法律治理、规则性法律治理和程序性法律治理三种工具,相互协同形成法律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水平。展望未来,需持续优化这三种工具的互动机制,规范算法权力行使以实现算法卸责,并推动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系统性建设。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东印度公司的治理遗产

两个东印度公司确立起来的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股份可在交易所自由转让、公司由董事管理等公司组织规则和治理做法,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规则的基础公司,意味着一群人以一个独立法人的名义共同做事。自从有了公司,人类走出了几千年里只能依靠政府、教会才能实施重大工程项目的状态。进入现代社会后,公司把人们组织起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替代了政府、教会的职责。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公司成为绝对的主导,家庭和政府都要依靠公司的力量。

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风险分担、利益协调和规则标准的对接等各类问题应运而生,客观上需要治理框架的构建。作者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要素构建其治理的总体框架,并鉴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元素和治理特征,在中国传统周边治理模式中,发展出兼收并蓄东方传统关系治理与西方规则治理的"一带一路"治理新模式。"关系"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共识、塑造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规则"则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等提供制度依据,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针对不同成员方、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议题发挥替代性和互补性功能,以增进"一带一路"建设及治理绩效。"一带一路"治理伴随"一带一路"整个战略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方对战略实施进程中潜在风险和现实问题共同商讨、协调、管控和处理,其依据是通过制度规则和关系规范模式,引导和形成"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秩序,以保证"一带一路"中的"五通"实现,最终打造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区域经贸法治的“规则治理”与“政策治理”模式探析

21世纪围绕亚太地区的区域经贸法治建设,出现了美国主导的"规则治理"与中国主导的"政策治理"两种模式。前者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采纳"完全契约"的缔约模式,对贸易和投资壁垒进行"先发制人"的治理,综合应对贸易和非贸易问题。后者则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具有以政策为载体并借助"政策施惠"促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向流动的特征。"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治理"模式应渐进地推进规则建设,促进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条约的更替,保证公共产品供应的有效性和参与的效率性,并在对外施惠过程中适度树立对价意识,从而达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共赢。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权威治理”转向“规则治理”——对乡贤治理的思考

后农业税时代,随着基层政权'悬浮'于乡村,农村治理走入困境,由此乡贤治理因应而生。然而从实践来看,当前乡贤治理具有强烈的权威治理特性。这种治理不仅会因为乡贤权威的不恰当运用而导致农村基层民主的萎缩,它将农村治理寄托于某一特殊人群治理的做法更是对农村问题进行了简化处理。现代治理的核心是法治,农村治理也应在关注治理者人格的基础上,更为强调规则的作用。规则的建构和应用不仅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治理问题的真正解决。

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回顾中亚地区的治理历程可发现,该地区的治理模式大体经历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学习并接受国际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国际生存能力,而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中亚国家间的互动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这种态势,导致中亚地区治理具有浓郁的规范治理的特征。而“9·11”事件后,尤其是当2003~2005年间“颜色革命”波及后苏联空间时,中亚国家意识到处理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极为重要,因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权生存,由此导致各国将实现对各种关系的大致平衡视为国家优先任务,这使中亚地区治理的关系治理特征凸显。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反映了参与中亚地区治理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地区治理议题日益繁杂、治理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等现实。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有多重影响,如中亚国家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地区治理成效好坏参半,各国寻求关系平衡增大了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难度,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后自由主义的地区秩序类型。

构建居住小区治理规则的思考和设想(三)——业主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构建

在构建居住小区治理规则的思考和设想(一)和(二)(详见本期刊2023年第5、6期)中,笔者概述了住宅小区治理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文件的构成,并对住宅小区治理的基础性契约——管理规约以及全体业主实现共同管理的程序性规则——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作用和架构、内容进行了阐述。本期将会重点谈谈业主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