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汇管理从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转变的思考

随着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五个转变"的深入推进,外汇监管方式也面临着调整,近年来"展业三原则"(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在外汇管理中逐渐得到重视。外汇管理已开始由以往制定数量庞大的规章制度向确定一些高层次的原则性规定转变,原则监管越来越得到重视。通过简要梳理了国际上原则监管理念的发展,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的概念,对我国外汇管理领域推行原则监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以原则为主、规则为辅的外汇监管框架;实现原则与规则协调搭配;提高其自律性等建议。

银行外汇领域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最优组合研究

本文在深入分析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优劣基础上,结合我国外汇管理改革发展和监管需要,阐述了银行外汇领域推行"原则主,规则辅"监管模式的合理性,对进一步构建"原则主,规则辅"监管模式面临的困难和解决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证券法下“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实现路径——从“规则监管”到“原则监管”的转变

新证券法有关“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规定反映了近年来国际上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监管”趋势。行为监管要求将原有单纯满足监管规范要件的“形式合规”转向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结果目标的“实质合规”,由此金融消费者保护方式呈现出从“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的转向。同样地,本次修法将以往中国证监会具体、细化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上升为抽象的法定义务,这就决定了券商在销售证券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能完全以所谓的“程序合规”作为其完成“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标准,而应以“程序合规+实质合规”来证明其对“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要求的满足。新证券法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监管新思路。

原则监管、规则监管与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美国式"规则监管"基于法条主义,标准化与僵化同在,英国式"原则监管"以风险和结果为中心,灵活性与复杂性并存,两种监管模式内涵交叠且优势互补。当前中国实行政府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体制,"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符合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实际需求;应从防止原则监管的不确定性风险、推动监管的"去中心化"、实行区分原则、合理界定原则与规则的适用范围、严禁原则越过成文法直接作为惩罚依据等五个方面化解"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间的冲突,促进二者在中国监管框架中的宏观制度平衡;并通过加紧制定金控公司立法、修改《证券法》等金融行业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为监管框架改革提供微观制度保障。

商业银行监管困境化解的法律路径探析——以“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的协调实施为中心

金融市场上内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和负外部性问题要求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实施的传统的规则监管模式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实践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困境。原则监管模式以概括性的原则作为主要监管依据,既能够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又赋予商业银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并可降低合规成本,代表了银行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基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当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全面实施原则监管的条件。可行方法是针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不同领域和银行金融产品的特点,将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协调实施,互为补充,探索化解商业银行监管困境的合理路径。

论外汇管理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优化组合——基于经济学相关原理的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随着外汇管理理念"五个转变"的深入推进,我国外汇监管方式正由制定数量众多规则制度的规则监管向确定高层次原则性规定的原则监管转变,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本文从经济学相关原理的角度,分析提出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的相关组合标准,并针对问题分别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经常项目从“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转变的思考

自货物贸易改革以来,对经常项目管理已从事前审核过渡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并在监管理念和方式上逐步由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转变。与规则监管相比,原则监管能够更加充分体现外汇管理政策实质要求,能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指导和规范外汇业务发展,也更能适应多元化的外汇市场发展趋势。

上市公司重大财务信息披露监管规则与违规案例研究

2020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开始实施;2020年10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22年,上交所制定《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随着这些政策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监管机构对上市企业的监管态势愈发严格,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工作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公司重大财务信息披露监管规则为依据,模拟信息披露违规案例,为上市公司规范披露财务信息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贸易背景下国内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协调之困境

经济全球化逐渐带动了数字经济全球化,数字贸易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的发展为各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因跨境数据流动而产生的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世界各国在数字贸易中寻求贸易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平衡,其中数据监管的方式成为热点,建立全球数据监管体系也成为重中之重。由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薄弱以及国内数据监管规则尚不成熟等诸多原因,国内外数据监管规则的协调面临困境。因此,以国际与国内现有数据监管规则存在的不足为切入点,分析总结国内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协调面临的困境,并最终为建立全球数据监管体系提出中国因应之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对标国际标准协调各类协定,推动监管统一;进一步完善国内数据监管体系;构建良好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数字贸易发展进程。

数字金融法律监管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正逐渐成为各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数字金融所含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加上法律规则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数字金融技术革新所致的跨界经营和协同创新必然带来安全挑战,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难度日益增加。有鉴于此,需通过优化科学有效的法律规则来指引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监管规则、明确监管主体、划定监管权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充分发挥综合监管职能,破解数字金融监管难题。

数据安全监管的欧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数据已经成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流动可以创造经济效益,但也存在安全风险,国家、数据运营者以及数据所有者等主体需要对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进行监管和保护。经过几十年的数据安全监管规则体系建设,欧盟形成了以《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引领的相对严格、完善和多层次的数据安全监管规则体系,并在规则框架内设置了相应的监管机构,构建起覆盖全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数据保护机构运行机制。借鉴欧盟的经验做法,可以从加快制定数据分级分类标准,细化和明确数据流动中不同主体的权利、职责和义务,参与双边和多边监管规则建设等方面完善我国数据安全监管制度体系;在监管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方面,可以构建“1+X”数据保护机构体系,并形成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进一步释放数据价值。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与公共政策目标例外

数据跨境流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也由此成为RCEP、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中电子商务章节的重要条款。主要区域经贸协定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但也为各国出于实现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实施相关监管规则设立了例外条款。我国目前实施的“本地储存,出境评估”的监管模式,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但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存在不尽协调之处,且在援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时可能面临挑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应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坚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权;健全数据分级分类规则,细化数据出境管理规则;建立数据出境“白名单”,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改革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偿付能力监管是现代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当前,国际保险监管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制度,世界各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也各不相同。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之间的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立足国情、持续完善并与时俱进,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可比性的偿付能力制度体系,有力推进了我国保险监管现代化进程,也为国际新兴保险市场国家优化保险监管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风险防控目标下金融司法适用监管规则的正当化分析

随着金融“强监管”时代的到来,维护金融安全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防控金融风险成为金融法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传统上以“私法自治”为由反对在金融司法中引入监管规则的合理性面临消解,金融法律体系需要重构,此时,监管规则的适时引入可以促成风险防控目标的达成。为此,必须对金融司法中适用监管规则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并提供充足的依据,而其正当性之证成主要包括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农村领域行政许可事项监管规则和标准》的通知(农办法[20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机关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要求,我部制定了《农业农村领域行政许可事项监管规则和标准》,现予印发,请参照执行。

从规则到原则——FSA监管方法改革的背景、理论分析及启示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最近提出了金融机构监管将更多地依赖原则监管,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工作,希望增强金融业竞争,保持市场活力,提高效率。本文分析了其转变的背景,借助内生性激励监管理论框架对其有效性作了评价,以期对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所启示。

保险监管: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以英国Vehicle & General和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案例

当前,原则导向方式已经成为国际保险监管的主流理念,但是原则导向如何落实,并如何协调与规则导向的关系,在世界保险业范围内广受讨论。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以英国车辆通用保险公司为参照样本,对比我国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某财险公司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方式在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都不可或缺,原则不能代替规则,规则应在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原则与规则相辅相成。

欧美信用评级监管规则的最新发展

信用评级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法定标准,长期以来在美国和欧盟被广泛适用于金融监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信用评级监管制度中的缺陷,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改革,初步建立了信用评级监管体系。美国首先通过了信用评级监管法案,欧盟的立法参考借鉴了美国法的一些原则和条款,尽管美国和欧盟的监管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分歧,但未来极有可能趋同化发展。

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构建

数据跨境流动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和机会,但无序的数据跨境流动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企业利益和数据主体权益。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化的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开启了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实践。典型的如美国主导的《美墨加协定》(USMCA)数字贸易一章、美国与欧盟达成的《欧盟-美国隐私盾协议》(EU-U.S. Privacy Shield)、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三部规范中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为数据跨境共享提供了制度示范。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这些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管控的成熟机制,并结合本国的数据保护实践,从建立数据分类审核制度、强化技术安全建设、完善数据主体权利和相关主体责任、丰富合法渠道、加强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出发,构建起收放协调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监管机制,实现数据出境治理与经济增长需求的激励相容。

国际数字贸易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研究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议题,不断出现在新近达成的区域经贸协定中。例如,《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都包含了数字贸易内容。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贸易下的基本构成要素,跨境数字服务的提供、数字产品的交付都离不开数据的跨境流动,但无序的数据跨境流动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企业利益和数据主体权益。为此,在数字贸易背景下,中国应当以风险为导向,加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研究,在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同时,构建收放协调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