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及其规制路径

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系统明显呈现出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过度制定行政规则导致行政规则过量,实施上过分倚重行政规则,优先选择通过行政规则推动改革或构筑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过度依赖颠倒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不利于良性行政法治生态的形成。突破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需:理念上,重塑法律优先原则的内涵,强调法律在制定实施上对行政规则的优先性;实体上,强调行政规则制定的比例原则约束、制定规范行政规则的专门立法、细化法律文本弱化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冲动;程序上,通过建立制定时机约束机制、引入正当程序、完善司法审查等避免行政规则制定的盲目与恣意;实施上,优化行政规则的适用规则,落实法律优先原则。

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法律挑战与应对策略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案例和事件,表明协商行政规则制定在我国悄然兴起。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视角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进行法理分析,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律实践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理论前提,并以交往理性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实践中面临着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严重失衡、参与主体的沟通程度严重不足、制定过程缺乏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合意的实践难度巨大等法律挑战。应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挑战的解决出路,需要着重强调协商作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种协调机制,关注协商参与者的资格问题,重视协商行政规则制定作为法律媒介承担的双重使命,坚持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平合理性。

行政与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九大差异

行政与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具有相同背景,许多改革的重要创新也是相同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晚一年多出台,充分吸收《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文章重点解析两项财务规则修订后九个方面的重要差异:(1)预算管理办法是否保留“超支不补”;(2)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否突出“绩效结果应用”;(3)项目资金“单独核算”是否明确具体方式;(4)单位负债定义是否以“债务”为基础;(5)预算执行中“预算调剂”管理是否区分不同资金;(6)单位资产定义是否保留“货币计量”;(7)对“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是否需经主管预算单位审核;(8)是否强调政府部门“双报告”编制的会计核算基础;(9)是否涉及“涉密事项的财务管理工作”规定。这些修订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范的不断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夯实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监督的制度性基础。

规则调适与统合式治理:社区治理秩序的生成及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统合式治理特征。统合式治理是指社区“两委”组织灵活调适行政规则、情理规则及法理规则,塑造出多元且具有弹性的社区治理秩序。制度赋权、社区“两委”组织的多重身份、治理空间的多重属性是统合式治理生成的基础。“行政—情理”型秩序、“行政—法理”型秩序和行政主导型秩序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3种典型秩序类型。在“行政—情理”型秩序中,行政规则与情理规则形成了耦合关系,行政规则吸纳并运用情理规则,以情理规则辅助行政规则的实践;在“行政—法理”型秩序中,行政力量以制度激活、人员嵌入、行政赋权的方式推动法理秩序的建构;在行政主导型秩序中,行政兜底前提下的制度供给、规则培育是其基本特征。党组织的元治理机制、社区简约治理机制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基础性机制。对情理规则的过度青睐以及对法理规则的忽视是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的误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处理好行政规则、情理规则与法理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健康和谐社区治理秩序的关键。

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指挥权,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其类型依据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组织性规则和执行性规则。行政规则不仅具有拘束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而且依据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组织性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与补充性规则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发现行政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法律的精神时,应拒绝对其予以适用;如果发现其是合法有效的,也应该在判决文书中予以援引。

试论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及司法审查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规则是行政机关制定、适用于内部管理的行政规范,因为其不对外部行政相对人适用,所以不会侵犯相对人的权益。事实上,行政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常常会越过边界对外部相对人产生侵益性的效果,这种现象称为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行政规则具有多种类别,不同种类的行政规则,其效力外部化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对行政规则的适用应该借助行政诉讼进行审查,并对其效力外部化的效果给予相应的救济。

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为例

一般说来,环境标准是否具有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法律性质。但是,近20年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传统上只具有内部效力或者间接外部效力的环境标准作为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依据。德国法上把这类环境标准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尽管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因此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但支持者认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有其法理上的根据。我国承认这类环境标准对法院之拘束力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程序审抑或实体审——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研究及其启示

美国行政法学界长期存在着关于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的论争,特别是随着行政领域涉及到更多的科学技术性事项之时。法官应如何对行政规则进行审查,是实体审还是程序审,意见并不一致。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认为绝对界分实体审与程序审是难以做到的。从其发展史来看,程序与实体交织在一起,法官面对行政规则时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从严审查基准的修正将更加体现以上的观点,这对于建立中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准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自制的规则诉求与规则配置

作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自制理论日益获得学界的重视。而要将行政自制从一种理论转化为现实,使之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就必须经由相应载体构建一套系统、细化的可实践机制。在各种自制途径的探索中,通过内部行政规则的合理安排和配置,不仅可以将行政自制理论外化为规范的形式,也可以在法理层面夯实理论的正当性基础。

权力清单的制度定位——一种行政自制规则

权力清单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支架性结构"的缺失迫使理论界加强对权力清单制度的研究。然而目前,对权力清单制度的定性尚未达成一致,主要有信息公开说、行政规范性文件说。其实,从权力清单本身的内容出发,其应该被定性为行政规则,从而也就具有了行政规则的自制属性。对于这一属性,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其在建设服务型、效率型政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过于强调权力清单自制的观念保持警惕,通过适当他制的引入,保证权力清单制度摸清权力底数、控权、祛魅、教育功能的实现。

科技政策、行政规则与司法审查

现代国家中,立法机关对于科技政策法案往往无法作详细的规定,而委诸行政机关以行政立法或行政规则作进一步的规范,而且这类规范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或研究的最新发现,作相应的调整。在此情况之下,此类科技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参与主体、司法审查可能性及其审查密度等问题,均值得研究。本文以司法审查为研究重点,介绍美国的经验,期望对中国能有所借鉴。

对《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的十条建议

2019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体系应当推行同步改革。继2022年1月我国完成《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修订后,2022年4月28日财政部公布《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了进一步完善征求意见稿,文章提出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完善行政单位支出划分体系、从绩效管理角度实行行政单位成本核算、调整行政单位资产分类构成、细化行政单位资产入账成本确定方法、改进行政单位负债定义、明确在单位统一会计账簿中按项目明细单独核算、以公共服务能力分析为核心加强财务分析体系建设、理顺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不同环节、整合政府部门双报告改革内容共十条建议。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审视

“潜规则”是与正式规则相对应的另类规则,它侵袭着正式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伦情结、行政资源的稀缺、“经济人”理性、监督制约惩罚机制的缺位、积极行政文化的沉沦是其产生的原因。因此需要从制度、合理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行政规则视野下的警察裁量权之规范

警察裁量权是把"双刃剑","好的"警察裁量权可以达成个案正义,实质正义;可以培育警民关系;可以有效达成警察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警政的背景下,其是实现警察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型的重要媒介。但是,另一方面,警察裁量权亦可能成为警察权力滥用的借口;侵害民众权益甚至破坏宪政制度。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警察裁量权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各级警察机关自己制定的行政规则是正确界定、有效约束警察裁量权的重要措施。

社会资本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潜规则与信任危机刍议

行政规则的规范和信任资本的积累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行政规则的运作会影响信任资本的发展,而信任资本的状况也会影响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潜规则的存在会弱化显规则的效力,削弱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完善行政规则体系,提升信任资本,通过行政规则和信任资本的良性互动循环增进地方合作治理的绩效。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行政法律规则的扩张及其制度功能

行政权在担负社会进步、民生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行政法律规则的爆炸式发展已经成为行政国家的显著特征。我国不同类型的行政法律规则都在快速地扩张,它们在秩序、分配、激励、解纷和自治等价值目标实现上起到了独特的制度功能。

电子政务中行政事务规则的模式归纳、设计和处理研究

行政事务规则普遍存在于电子政务系统之中。首先对电子政务系统的行政事务对象和事务规则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行政事务规则的表现形式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采用模式设计对业务规则进行设计和处理。实践证明,该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普遍性,采用这种设计方式设计出来的系统具有灵活、健壮、可复用性强等特点。

论行政裁量规则的效力

行政裁量规则是行政机关为统一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而发布的操作性规则,具有内部法的性质。行政裁量规则对于所属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后者也并非要受裁量规则的绝对拘束。通过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行政裁量规则可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间接的效力。在法院对裁量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享有司法审查权和变更权的情况下,有关的裁量规则对法院不应具有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