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则规制到信息规制:食品安全治理转型新思路

面对庞大的食品市场,规则规制存在的低效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信息规制的作用加以解决,但是要注意影响信息规制的不利因素。食品安全治理突出信息规制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系统性、全程性、预防性、社会性和技术性特征,对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搭建全面立体多方位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平台,促进食品市场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治理效果。应通过强化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管理,激励食品安全信息准确传递,加强社会共治主体之间信息交流与共享,开展食品安全教育和市场信息环境建设,不断提升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效率和水平。

营业规制在商法中的地位

在商事法律规范编纂的讨论中,营业规制已受到普遍关注。营业制度具有独立意义,营业制度又连接着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因而它在商法中居重要地位。营业资格、营业活动、营业自由、营业变动,都应该成为营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商法的规制是私法的规制,应成为其他营业规制的基础。鉴于营业规制的一般规则性质,应规定在学者正在讨论的商事通则之中。

政府规制过程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借鉴西方规制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政府规制过程中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制约政府规制行为的内在因素、导致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阐明了研究政府规制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人类遗传资源领域的风险规制

国际上对人类遗传资源的界定分为两种类型,但其保护制度殊途同归。政府和私主体在该领域规制中都发挥重要作用,协议是私主体规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相对于政府,私主体一方面是被规制对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行为迫使政府调整规则。人类遗传资源领域中的规制规则包含法与指导原则、标准。人类遗传资源的规制应当走向合作治理,充分发挥公权力、私主体的积极作用,同时法院也应当积极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策的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流营商环境视角下商标使用制度的完善--兼评美国《商标现代化法案》

囤积牟利、寻租抢注等非使用目的的恶意商标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秩序,破坏了营商环境。我国现已制定了一系列治理“注而不用”商标的规制规则,但在制度的周延性和执行效力上仍有局限,,美国《商标现代化法案》引入了新的政策工具,为识别和清理“注而不用”商标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制度保障。为有效治理我国“注而不用”商标乱象,助力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应积极吸纳域外治理的有益经验,切实加强对商标使用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从正向规范、反向遏制、协同格局三个维度构建符合实践需求、回应市场期待、适应理论体系的商标使用制度.

新时期腐败治理的政策转型与理论供给——基于腐败文化因素的思考

文化反腐是新时期腐败犯罪治理的必然选择。腐败文化因素的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社会领域的腐败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体的腐败感知度,并形成个体的腐败。腐败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结成腐败同盟,强化腐败文化因素。我国以鲜明的不规则规制特征进行腐败文化因素治理,导致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社会领域腐败文化因素治理机制的失衡。因此,应当以平等化治理为导向,差异化规范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行为,通过全生态治理实现对腐败文化因素的控制。

网络团购市场治理的法律选择——基于“责任规则”与“规制规则”的比较分析

团购在发展演变中不断探索出商业运营的新模式。现下商业团购模式的发展受制于"产业生存"与"法律治理"双重困境,此与网络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网络团购市场的经营模式革新滋生法律治理方式的转变需求。"责任规则"与"规制规则"同为保护市场及参与主体权益的重要手段,以前者为主的事后救济方式治理之下的网络团购市场弊端频现,"规制规则"于此则有更多可取之处。在网络团购市场中,"规制规则"未被予以重视与追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偏向有关,而"规制规则"对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都举足轻重。此外,网络团购市场治理的法律选择影响着网络团购市场的发展命运。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规制权规则探析

引入规制权规则是当前国际投资条约(IIAs)平衡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之改革的核心之一。传统IIAs忽视规制权,相关规则或阙如或简陋,引发了大量争议。新一代IIAs引入了多样化的规制权规则,但其法律性质仍不清晰,也尚未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根据法律性质,规制权规则可分为三类:积极规则澄清、范围条款和违法阻却事由。新一代IIAs只有将可兼容的规制权规则结成有机体系且与传统条约实体义务规则相协调,才能实现平衡之改革目标。这种方案亦符合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的利益诉求。

论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自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将以德治国作为一个重要原则确定下来 ,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在我国便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毫无疑问 ,以德治国作为一个普遍命题 ,必然强烈制约法治的分支范畴。行政法治、依法行政向来被认为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因此 ,以德治国表现在行政法治中就是以德行政。进而引申出了以德行政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可以说 ,此二概念共同构成了行政法治。学界关于依法行政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 ,关于以德行政与依法行政关系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正是基于此 ,本文从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内涵、依法行政对行政权运行中德性的疏漏。

论算法推荐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认定路径

“算法推荐第一案”未明确算法推荐服务平台承担更高“注意义务”的法律正当性及义务范围。本文通过分析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络侵权方面的理论基础,厘清算法推荐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现行法律规制中“注意义务”的设置标准和界限,根据“汉德公式”“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帕累托改进”等法经济学理论予以探究“注意义务”认定路径,辅以考量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审查能力和预防侵权可能性,以事前规制、结果补偿、机会公平三个环节实现算法黑箱揭秘、事后救济的补充,以及“合作博弈”的实务导向,弥补侧重于提高算法透明度的侵害可问责性却忽视内容推荐侵权问题的法律操作性指导之漏洞。

经济法思维的构造

经济法的思维构造包括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就纵向而言,它是指主体融合经济法思维方式和方法解决生活世界中具体问题的过程,其内在结构包括经济法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前者主要包括整体观、差异化和开放性,而后者则是主体在解决问题时所运用的法内和法外技术工具,主要包括经济解释和经济政策;就横向而言,是由其依赖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其内在逻辑是:市场自治是基础,但市场自治会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会失灵,而社会实施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因此经济法思维主要表现为国家干预和社会实施。如果进行综合考量,经济法思维可以表述为:经济法主体带着'经济法的思考'去解决生活世界中问题时的方法,主要包括国家干预思维、社会实施思维、经济解释思维、经济政策思维和规制规则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