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型基础产业规制依据的理论分析及思考

由于市场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的存在使政府规制成为必要。网络型基础产业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技术经济特点,是政府对网络型基础产业实施规制的根本依据。现实经济中广泛地存在的法定垄断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垄断。网络型基础产业规制依据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是合理制定规制政策的基础。

儿童使用网络游戏的规制依据和指标探讨——来自上海、深圳、长沙三地的实证调查

文章对上海、深圳、长沙三地的小学生、网络游戏生产经营者、网络游戏管理者和社会公众进行了调查,考察了不同类型调查对象对规制儿童使用网络游戏的认知和态度。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基于儿童保护视角,目前对我国网络游戏按照使用者年龄进行分级管理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对儿童使用网络游戏进行规制的各项指标,为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提供了量化依据。

广播电视产业规制依据与变革特征

本文在总结广播电视业规制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广播电视业规制变革实践,说明广播电视业规制变革的特征,明确广播电视业规制变革是一个在有限放松经济规制和提高行政规制效率的基础上加强社会规制的过程,是以新的规制工具替代旧的规制工具的过程。

植入式广告的受众反应与规制依据

植入式广告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植入式广告的规制有强化的趋势。植入式广告立法在我国尚处于论证阶段,相关研究多从法理角度展开。事实上,规制尺度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受众对植入式广告的反应,而传播学和营销学视角的植入式广告研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据此可制定更合理的规制措施,促进影视艺术作品市场和植入式广告市场的健康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②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③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④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发达片区进行污染转移的现象。据此,该研究提出,顶层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短视行为及各区域产业层次的客观差异,引导发达地区政府更加关注绿色技术创新的长期驱动力,促进“绿色共识”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法律风险规制

信息爆发增长催生了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的兴起。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解决信息过载和长尾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互联网信息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意思自治受限、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诸多法律风险,亟需法律作出必要的回应。为此,应当在诚信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比例原则的指导下,树立开放的隐私保护观,强化算法告知义务与用户拒绝权利,完善算法解释权,构建算法审计制度,以降低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正向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政府补贴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第二阶段的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政府干预在各自的最优区间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影响。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与规制

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对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资本大规模、非理性的扩张会引发数字平台垄断、数字资本分布失衡、数字财富差距扩大等风险。数字资本的扩张通常依凭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展开,因此,防范基于不正当手段的规模扩张、避免空间分布失衡和制约数字权力滥用,是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克服其引发风险的规范原理。以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为目标,通过激励性规制工具和约束性规制工具的协调运用,同时构建回应型规制模式,是实践中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风险的可行策略。

环境规制、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这一背景,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数据要素配置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数据要素配置水平的空间差异及主要来源进行分解测算;最后,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环境规制的结构调整红利及数据要素有效配置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数据要素配置水平总体空间差异明显,且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数据要素配置也有显著促进作用。动态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环境规制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红利”正在逐渐弱化,数据要素优化配置可充当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且从子维度来看,数据传播共享的渠道效应最为显著。数据要素配置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不同。

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中的偏向与规制——以ChatGPT为例

ChatGPT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息传播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它凭借预训练和大模型获得了强大的“泛化能力”,可以基于上下文内容推断出最合适的答案。然而,作为基于概率推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内部推断逻辑来看,基于人类文本知识进行预训练的模型,会复刻人类社会的偏见与缺陷,在传播过程中会进一步强化偏向,忽视边缘群体。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介入,ChatGPT也会受到资本力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阶段防止偏向的发生,同时也要发挥行业力量、制度优势和用户技术素养,共同引导其健康发展。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著作权视域下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

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由于其趣味性与便捷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集中应用于社交媒体、影视娱乐等领域。然而,深度合成算法技术激发用户创新内容的同时,在著作权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通过梳理分析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将深度合成物纳入“作品”的范畴、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判定对原作品的“深度合成行为”以及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协调深度合成“作品”与原作品的保护边界这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著作权法规制路径,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深度合成算法技术应用的平衡发展。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金融是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和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模型考察了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中介路径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探究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绿色金融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其次,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同时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在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双碳”目标下城市群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兼论“波特假设”与“污染天堂假说”

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碳排放具有空间极化性,多为高-高聚集(H-H)与低-低聚集(L-L)型;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效果呈异质性,本地城市符合“绿色悖论”、周边城市为“示范效应”;分别以能源强度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门槛值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最强;随着门槛值增大,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从抑制转为促进。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控制环境规制强度以保证企业利润、推动产业低碳转型,为城市群利用环境规制降低碳排放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