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俘获理论研究评述

在近年来规制俘获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随着规制环境的变化,规制俘获研究开始呈现跨学科趋势,在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规制俘获理论交叉、融合,发展出企业政治战略理论、规制的法律与经济分析、特殊利益政治学、规制社会资本理论等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通过介绍这些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和最新进展,指出跨学科研究丰富和完善了规制俘获理论,并最终使其向综合的科学理论方向发展。

用新规制俘获理论看社保案中的政府规制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逐渐放开了公用事业领域的投资。近年来,民间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的步伐逐渐加大。但在国家对公用事业投资放松管制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上海社保案中牵涉到的张荣坤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用事业引入民间投资出现的政府规制问题。施蒂格勒创立的规制俘获理论认为,规制机构会被规制行业所俘获,使其从中获利。用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来分析社保案中的俘获问题,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政府对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的规制。

规制俘获理论的变迁

规制俘获理论是政府规制理论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仍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热点问题。它通过对政治规制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着力于打开无效规制过程的"黑箱",力图设计一个最优机制,来减少规制过程中的俘获问题,达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本文介绍了规制俘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阐述了规制俘获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要学派和形成的重要思想,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政府在规制当中的可借鉴意义。

新规制经济学的俘获理论与中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

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将信息不对称作为理论前提,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政府规制俘获发生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得出许多预防和克服规制俘获发生的对策。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垄断性产业和国有企业与作为规制者和管理者的政府部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发生政府规制俘获的空间和可能性更大。在这种条件下,借鉴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对于制定有效的防范规制俘获发生的机制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媒体规制理论的演进:从传统离散规制到数字媒体融合规制

本文基于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由资源视角到内容视角)的转变过程,简要梳理了媒体规制理论的思想流派与发展脉络,其中早期的资源视角与经济学范式以科斯定理为集中代表,数字化背景下的内容视角则以文化规制理论以及网络环境下围绕数字媒体规制所展开的诸多争论为主线,并分析了数字媒体规制的融合趋势;在数字媒体规制的动机研究方面,分析了规制俘获理论对数字媒体规制动机的质疑及其意义。最后,依据已有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性,本文提出了未来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发展的可能方向。

部门利益理论与规制经济学的发展

部门利益理论作为对传统公共利益理论发出的一种反对声音,其理论研究视角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规制理论的重新审视,进而促进了规制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政府监管政策的深刻变革。同时,政府监管政策的实证分析也为部门利益理论价值重估和传统规制理论的修正提供了契机,并有利于阐明新规制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

论“放管服”改革下的环境规制俘获及其防范

“放管服”改革与环境规制俘获均关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监管与服务的平衡。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通过推行互联网监管、开展信用监管与减少审批事项等措施分别使俘获前提弱化、俘获成本增加、俘获收益减少,对既有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发挥了正向防范效能。然而,环境规制俘获在“放管服”改革下从既有样态向滋生样态的演化,业已显露出俘获类型由“俘获规则执行”转向“俘获规则制定”、俘获结构由“单层俘获”繁化出“分层俘获”等实践隐忧,亟需从“政策推进”向“法治引领”的范式转换、从“地方依赖”到“央地协同”的规范创制两方面着手,对“放管服”改革下滋生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予以针对性防范,以期促进环境保护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两党制”选举与规制俘获博弈——对托里森规制俘获模型的思考

规制俘获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指出利益集团往往会向规制者支付"价格"以俘获规制政府,使得政府据此作出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公共决策。托里森规制均衡模型则是在此基础上,根据规制者、生产者、消费者三大利益主体自身利益的需要,会相互妥协并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笔者在以上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知识,在三方博弈的基础上将西方社会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两党选举制运用到模型中,对托里森模型进行了修正,发现在托里森模型中的最优均衡在现实中将永远不会实现,而西方政党中常用的两党选举往往会导致政党出于选票最大化的角度向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倾斜,并最终酿成生产者危机与消费者危机,进而得出两党选举制才是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出版产业转型中法律规制的逻辑、内涵及完善路径

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出版产业转型发展离不开法律规制的规范与约束作用。文章在阐释出版产业转型中法律规制理论逻辑及价值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在新时期应建立法治化的权力约束机制、构建体系化的法律规制机制,将法律规制嵌入出版产业转型发展中,才能在实现出版产业转型适应性治理的同时,推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出版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共利益视阈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定位

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定位是具体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社会公共利益表述,不仅强化了市场监管职责,而且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定位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微观视角切入,指明社会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内涵是从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和不特定多数人(除竞争者、消费者之外的其他市场参与者)权利的保护中衍生出的利益,具有主观和客观(私法和公法)双重面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客观面向更为突出。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为连接社会公共利益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定位提供了桥梁。研究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写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强化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市场竞争行为法和市场监管行为法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