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调控经济活动、平衡生态经济发展的干预手段。近年来在环境规制趋严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受到挑战,盈余信号的信息含量与价值相关性变化亟待探索。文章基于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盈余持续性具有显著的弱化作用,该结论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规制压力通过降低生产规模、抑制投资效率、加剧盈余管理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多元化程度与是否为重污染企业,发现环境规制压力对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存在显著弱化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与高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影响并不明显,对重污染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弱化作用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

企业环境规制压力影响企业避税吗——基于年报环保语调的证据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往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立足企业外部视角采用地区或行业层面指标进行分析,对企业个体差异及主观能动性考虑不足,这制约了相关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的深入开展。文章计算出企业年报的环保消极语调,以其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围绕重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压力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发现企业压力越大,避税程度越轻。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选择以减轻避税来应对规制压力,是因为企业试图通过多缴税获取监管上的放松或政府的环保支持。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受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度的影响。文章为测度企业个体层面上的环境规制提供了思路,深化了环境规制和避税领域的研究,并进一步发掘了年报信息的价值。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基于任职地区规制压力的调节作用

选取2008-2015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考察了任职地区规制压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2)高管海外工作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强于高管海外学习背景;(3)相较于海外进修/培训/访学和海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方式,获得学历,学位方式的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4)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所在任职地区的规制压力越大,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越强烈。

规制性压力对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双刃剑”效应--CEO自我增强式幽默的调节

前瞻型环境战略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尽管理论界已经开始探讨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因素,但在规制性压力与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关系方面尚存在一些分歧。文章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规制性压力对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影响机制。通过对170家制造业企业的CEO和财务经理为样本进行两阶段问卷调查的实证结果表明:规制性压力既可能刺激CEO进行挑战性评价,促进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又可能诱发CEO进行威胁性评价,抑制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CEO自我增强式幽默调节了认知评价在规制性压力与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间的中介作用,即CEO自我增强式幽默水平越高,挑战性评价而非威胁性评价对规制性压力与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我国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研究

新制度主义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质上是对制度压力的一种回应。对嵌入于复杂制度环境的中小企业而言,消极履行社会责任会降低组织合法性,导致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挤压有限的生存空间。可以说,制度压力改变了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探索我国中小企业在面临规制性、规范性与认知性三重制度压力时的社会责任履行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压力对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其中以社交媒介带来的规范性压力表现最为突出。为此,本文从强化制度压力、内化制度驱动、促进制度协同等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积极提升我国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动力。

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碳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研究———基于高能耗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3—2020年高能耗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碳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并探讨了产权性质和规制压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相比于当期企业碳绩效,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企业碳绩效更能促进当期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企业当期财务绩效的提升也显著改善了同期的碳绩效水平,但没有表现出滞后性;碳绩效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规制压力大的企业中;企业若属于国有身份或面临较高的规制压力时,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合法性视角下制度压力对CSR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企业经济绩效和企业社会绩效"关系无一致性结论的背景下,本研究以组织合法性为切入点构建了"制度压力—社会战略反应—企业社会绩效"的分析模型。研究发现,规制、规范和认知三种制度压力对社会战略反应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对企业社会绩效的显著影响效应则只体现在规制压力上。社会战略反应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而在外部制度压力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传接作用。文章最后探讨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外部环境因素对小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聚焦于影响小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因素,从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视角探讨了竞争强度和规制压力对小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综合作用机制。以华东、华北、华南等地124家制造业小型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于商业社会责任,竞争强度和规制压力都能促进小型企业的履行意愿,但当两者同时作用时,促进作用会被减弱;而对于环境社会责任,竞争强度和规制压力的效用分别表现为倒U型和正向作用,且当两者同时作用时,规制压力的促进作用会被减弱。

碳风险视角下的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责任履行

本文以地区碳排放作为碳风险的代理变量,通过匹配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碳风险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碳风险能够有效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碳风险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具有产权性质、机构所有权占比和碳排放行业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碳风险通过提升企业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促使企业进行ESG战略调整,通过增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压力倒逼企业履行ESG责任,通过提升管理者战略意识促进企业在战略层面重视ESG责任履行。进一步研究表明:碳风险对企业ESG单一维度责任履行的影响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和强度上的差异性;在地区碳风险的影响下,企业履行ESG责任可以实现生态环保和经济绩效的双重价值。

“社保入税”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事件研究法与多元回归法可以考察“社保入税”改革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投资者将“社保入税”改革视为利空消息(市场反应显著为负),并且“社保入税”首次宣告(2018年7月20日)的负向市场反应显著大于第二次宣告(2020年10月30日)的负向市场反应。同时,从规制压力、抗风险能力和财政分权三个维度考察“社保入税”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度高和盈余管理水平高这类规制压力较大的企业,其负向市场反应更加显著;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低这类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企业,其市场反应更加消极;注册地在财政分权程度低省份的企业,其市场反应更加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