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CPTPP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及中国应对

CPTPP协定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代表了亚太地区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CPTPP协定整体保留了TPP协定首次纳入的“规制一致性”议题的内容,以肯定各国国内规制原则和程序为基础,以追求规制主权和贸易自由平衡为目标,以“良好规制实践”规则为引导,重视国内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排除了硬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构建了规制合作的新机制,代表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CPTPP扩容之际,中国加入CPTPP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需要积极研讨加入CPTPP之后纳入规制合作约束的范围,更需要在灵活的CPTPP规制合作框架制度的要求下,积极对接规制合作的高水平要求,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

论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路径及中国选择

全球价值链下,国内规制差异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国内规制壁垒的解决具有局限性,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困境。在发达国家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美墨加协定》(USMCA)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先后达成或取得进展。这些代表性的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规制合作机制,注重多元目标的平衡,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规则,采取实验主义治理,形成了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在实现规制合作的路径上,这些协定分别采用了引导式路径、协调式路径和强制式路径。中国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应灵活选择合适的规制合作路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慎用强制式路径,可以接受引导式路径,优先选择协调式路径,并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软法形式倡导“良好规制实践”。

规制合作的CETA范式:生成逻辑、文本内容与实践进展

随着传统贸易壁垒得到有效控制,边境后措施对国际经贸的影响愈发突显,如何进行规制合作已成为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问题。在此方面,作为新时期重要贸易协定的CETA率先形成了规制合作新范式,以作为对当前国家间规制合作需求的回应。CETA下的规制合作在文本内容上完成了换代转变,通过灵活开放的条款设计,在尊重国家规制主权以及条约体系性约束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经贸活动的规制合作需要。各项具体合作也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有序展开。CETA规制合作实践对形式内容与实质内容同样重视,同时涉及程序内容与实体内容。而且,这些实践总体上尊重文本框架的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规制合作范式的有效性。CETA规制合作范式对国际经贸关系存在潜在影响,我国有必要跟进规制合作问题以进行有效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模式

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的目标是公私协力实现公共给付,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相较于传统公共服务领域,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存在数字技术侵权、政府权力迁移、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和责任虚化等法律风险,容易产生合作中断、非正常终止等问题,致使合作结果与目标存在差距。政府规制、自我规制和元规制等现有风险规制模式各有优劣,但在面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特定适用场景时均呈现出捉襟见肘之势,表现为风险防范不足,对互动关注不够,过于强调过程规制而缺乏结果有效性的考量。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模式强调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协商与互动、合作绩效与公共问责,对数字政府建设政企合作法律风险的规制更为妥当,并可分为目标规制、过程规制和结果规制三个层面。结果导向型风险规制模式的法律构造为:建构将公共价值嵌入算法的合作机制,并通过风险评估和公民参与程序规避侵权风险;强化信用监管、优化契约机制分别规避政府权力迁移风险和行政优益权履行不能风险,并通过风险管理程序予以实现;明确政企责任分担,并通过公共问责程序规制责任虚化风险。

健身预付卡规制的创新路径:以合作规制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模式

随着大众健康观念的转变,加之全民健身战略的支持,健身预付卡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也浮现出诸多问题。在此情形下,传统行政规制的局限性愈发明显,难以实现切实有效的治理。分析健身预付卡的本质属性与存在风险,阐述传统行政规制的局限性与创新可能性,提出合作规制下的多元治理策略:明确健身预付卡风险防控的规制目标;搭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自治和消费者监督的合作共治网络;形成涵盖多元规制主体在内的复合规制责任体系;设立多样化的规制救济途径。

技术性贸易措施领域良好规制实践研究进展与关键问题

近年来,良好规制实践在重要经贸谈判中广泛应用,正在成为全球经贸治理的重要规范。作为实施良好规制实践的关键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将其应用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等方面,推动规制的协调与统一。本文通过梳理技贸领域良好规制实践相关文献,厘清良好规制实践相关概念,并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关键问题进行总结。

从安全例外到规制合作——数字贸易中网络安全问题治理范式之转型

如何兼顾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是一项棘手难题。各国通常援引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将违反数字贸易自由化义务的网络安全措施作为一项免责例外,但此种安全例外范式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当前地缘经济竞争逐渐消解孕育安全例外范式的贸易和平论思潮,网络安全冲击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形塑的WTO安全例外规则框架,新近缔结FTA中的数字化安全例外条款也不脱此种范式的窠臼。FTA网络安全合作规则昭示的规制合作范式契合数字贸易与网络安全之间的共存关系和互联网治理的多元利益攸关者模式。从安全例外范式转向规制合作范式要求各国就数字贸易政策去安全化形成共识,然后借助多种协调工具促进数字贸易措施的一致性。

规制结构与行政法设计型理念的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政府规制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复杂性、不可预期性等特征,均导致法律必须以多元化的样态来加以回应。行政法学不仅应当聚焦实践的革新,更应该具有反思和体系化的能力,从而使学科更具有解释力与持续力。规制结构作为勾连不同学科知识、实践与理论的转介工具,可以将多样的行动协调机制关联起来,在主体、行为、关系、任务之间建立体系并与行政现实相嵌套。基于规制结构,行政法需要秉持一种设计型的理念,通过包容性规制,充分吸纳民意及持续评估、学习,推进行政法总论与分论互动映射,切实提升行政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的关键时期,各种新的复杂问题层出不穷。行政法强调规制结构的建构以及通过设计融入多元主体、多元工具、多种关系,以协商、合作实现共识的局面将力促中国行政法学蓬勃发展。

APEC规制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APEC规制合作自2010年正式提出以来,受到成员国的广泛关注,也成为近年来APEC各级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从规制合作的进展及趋势来看,实施原则已越来越明晰、行动计划越来越细致、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APEC规制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亚太地区多元多重的特征、各成员认知存在差异以及TPP与RCEP双框架模式并行的制约等。对中国而言,APEC规制合作既为国内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带来外在动力与信心,更为参与制定新兴国际标准提供良好机遇。

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贸易模式,地位日趋重要,然而当前针对数字贸易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呈现的仍然是差异化和碎片化的治理结构。由于数字贸易本身的"非物理化"特征,使该贸易模式蕴藏着新型风险。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泄露、网络洗钱等"原生风险";另一方面,针对以上"原生风险",国家基于网络安全、公共道德例外等实施新的规制措施,但却受缚于传统贸易下的国际法承诺,因此规制措施可能被判违反国际规则,由此形成规制的"次生风险"。关键还在于,当前WTO主要成员数字贸易规制理念和路径呈"三足鼎立"之势,对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夺激烈,这进一步加剧潜在争端的可能。全球数字贸易良性发展更寄希望于各方化解分歧、实现双边、区域和多边的规制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为其互联网法律治理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降低数字贸易中的国家规制风险。

论成瘾性科技风险的法律规制

成瘾性科技形成于注意力经济背景之下,通过动机、能力、提示的习惯塑造机制的运用与算法科技的加持,帮助企业获取用户注意力、稳固用户群体、实现经济增长,但其隐蔽、深度控制用户的特性应当受到法律规制的关注。成瘾性科技运用成瘾模型与算法诱导用户成瘾,会产生过度使用风险、个人信息滥用风险、科技伦理价值风险,具有风险影响的普遍性、形式的隐蔽性、趋势的上升性、对象的不平等性等特征。我国针对成瘾性科技应当采取多层级化的规制策略构建成瘾性科技风险法律规制体系,建立以用户防御机制为核心的嵌套式元规制体系,通过与硬件厂商、应用商店、戒瘾软件合作规制以提供加强和冗余的用户保护,并对教育型助推、经济型规制、科技伦理根源治理等外部规制工具进行创新改良,形成融贯元规制-合作规制-外部规制的三重规制体系。通过对成瘾性科技风险的法律规制,实现家长主义、自由意志、商业自由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使用户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免受成瘾性科技风险的侵扰、危害。

论学生网络欺凌的法律规制模式

学生网络欺凌属于侵权行为和冒犯性言论之结合,相应法律规制注重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公共空间交流秩序,同时协调冒犯性言论限制与言论自由保护之间的冲突。国内外现有的三种规制模式(私人规制、合作规制、法律责任规制)均有各自优劣,不宜绝对化。我国应当协同适用合作规制和法律责任规制:一是遵循政府规制的辅助性原则,提倡渐进性、多层次的规制责任配置结构;二是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审查的元规制原则,使其守门人责任配置实现信息管控与用户权利保障的协调;三是确立学校管教的修复式正义原则,重视扩张教育场域和修复学生群体关系。

走向合作规制:网络空间规制的进路

倡导分权、协作的合作规制模式因其专业、灵活、成本低等优势正在各国的网络空间规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合作规制的内涵、分类和其在网络空间规制中应用的原因,并通过欧、美、中的实践对比,对完善我国网络空间合作规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迈向合作规制:英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英国传统上以法律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为主导的法律服务规制体制,对于英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被指责为"过时、僵化、过于复杂、欠缺问责并且不够透明"。2007年《法律服务法》对传统体制做了大幅改革,包括设立了一个作为独立规制机构的法律服务理事会,使得公共规制和职业团体自我规制之间的权力配置更为合理;设立了独立的法律申诉局,致力于为法律服务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引入了替代性事务结构,允许非法律人投资者和管理人进行法律服务市场,以增强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这一改革对于中国法律服务规制体制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论促进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规制治理模式——以后规制国为视域

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单一的政府规制,很难支持在后工业社会形成的共享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法律自创生理论、治理理论和规制回应理论为基础建构的后规制国理论,注重规制主体、规制规范、规制机制的多元性,注重企业自我规制的能力及其互补性功能,形成了新的规制分析框架。通过后规制国视域考察,可以为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其所需要并与之契合的新规制模式。因为共享经济生态系统中的多元子系统是具有自我规制能力的主体。在共享经济运行的"软基础"上,各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和政府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了新的规制模式:合作规制治理模式。这一新规制模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包容审慎行政监管策略的指导价值,可以更好地维护、促进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合作规制的行政法研究——以水污染规制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经济学术语的规制包含多种行政行为类型。合作规制是规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合作规制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形式,而是不同行政行为的组合。根据合作的紧密度,合作规制可以形成一个从自主行政到主体合并的动态光谱结构。合作规制在行政法学上的方法论基础是"行政法律关系论",价值取向是效率。

跨国规制合作:历史、路径与经验

随着世界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为进一步推动贸易畅通,减少歧视性规制和不必要的规制差异,规制合作逐渐成为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这可以追溯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定。之后,合作平台开始向贸易协定和更加灵活的跨政府方式转变。统一标准和相互承认是规制合作的主要方式,如果采用"区域/双边"、"整合/松散"的二分法,可以将规制合作归纳为4条路径,即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整合路径、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松散路径、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双边整合路径、以日本为代表的双边松散路径。从中可以看到,参照国际标准,进行贸易影响分析、高层政治支持、利益攸关方的参与、透明度原则都是规制合作的有效经验,就此可以勾勒出一个良好规制合作的路径框架。对于中国来说,第一,在制定规制时既要立足国情,也要考虑贸易影响。第二,要从"接轨"走向"对接",推动中国规制"走出去",提高在全球规制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三,认真研究贸易协定中关于规制合作的最新进展,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尝试以"跨政府方式"搭建合作平台。

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中日韩合作规制进路探析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已经成为跨国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国家间差异化的立法措施却会造成数据流通障碍。为了便利数据自由流动和解决由此衍生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合作规制进路——有的意欲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实现规则的统一;也有的付诸专门性条约,其又可以分为欧盟模式和美国模式。中日韩数据跨境传输规模巨大,覆盖经贸门类众多,自由贸易协定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三国之间日益频繁多样的数据流动,鉴于中日韩均具备能够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彼此间缔结“充分性认定”条约,以之作为起点,逐步构建适合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律规则。

国际规制合作:一个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当前理论与实践层面对规制合作概念的使用存在模糊之处,对概念缺乏共识而导致概念使用的偏颇。一方面,理论层面的规制合作概念使用在不同学者讨论中有着不同的界定,实践层面的规制合作概念也因场景的区分而呈现不同面相,并且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中的概念不能形成有效呼应;另一方面,对于规制合作概念与相似概念如规制协调、良好规制实践之间的关系缺乏说明。上述现状系因缺乏一个统合性的概念所致,本质是对规制合作发展现状缺乏认识的体现。通过解构规制合作要素,有利于重构一个统合理论与实践的规制合作概念,而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有所明晰。

合作规制:慈善组织行政规制模式之选择

慈善组织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在对待慈善组织问题上的双重性,政府既要充分尊重慈善组织的民间性、保障其自治权,调动其积极性,又要规范、监督、引导慈善组织合法开展慈善活动。单纯的政府规制或是慈善组织自我规制都有其局限性,合作规制是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引入行政契约理论是实现合作规制的具体路径。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充分尊重慈善组织自治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组织自我规制的功效;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订立行政契约明确慈善组织的权利义务,实现对慈善组织有效的政府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