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规制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选择

我国现有的网络规制模式是压力型整治模式,政府基于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该模式在绩效、民意与合法性三个层面都存在现实困境。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规制模式趋向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让多元主体参与到网络规制中,通过制度上的合作,在法律框架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共同目标。网络立法是网络规制的前提,在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下应健全网络立法体系,确保规范体系统一;变革网络立法模式,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提高网络立法技术,确保网络规制实效。

论网络安全规制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完善

在传统网络规制模式下,中国的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政府网络管理机制相对滞后,网络安全管制的价值张力难以消解。为因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网络安全规制应转向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中国网络安全立法也存在着立法层级较低、没有特定领域的专门立法、缺少预防型立法、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网络安全的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下,应考虑当前的网络安全国际态势,从完善国内立法和政策与加强推进国际立法进程两方面积极应对。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中国政商关系转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动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加快发展。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成为下一阶段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中之重。从谈判对象国来说,发达经济体和较大经济体会成为主要的选择方向;从谈判议题来说,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等问题会成为今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主要议题。两种发展趋势都会推动更为紧密的政商咨询关系的建立。中国传统的政商咨询模式具有非正式和私人网络的特点,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纳入政府议程,政商关系有望实现从非制度化向规制型合作关系转变,后者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和制度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商咨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