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商店剥削性滥用:完整画像、生成机理与反垄断规制工具创新

数字平台营造封闭型数字生态强化了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等平台经济特性,破坏了交易的公平性,给交易相对人带来了显著不利益,影响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需要加强反垄断规制。生态系统封闭效应显著的应用商店为剥削性滥用的生成与反垄断规制提供了一个绝佳观察模版。应用商店剥削性滥用的完整画像与其双边市场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不仅包括实践中热议的开发者侧佣金过高问题,还包括消费者侧过度收集、处理数据问题。单一的事后执法对“数据型剥削”和“结构性市场失灵”的因应不足是传统反垄断规制的痼疾。反垄断规制工具的创新,既要完整涵盖双边市场的异质剥削,又要跟上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发展变化——事前加强竞争倡导,强化应用商店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事中重视行业调查,深入了解应用商店服务市场的竞争状况、市场结构以及垄断力量的存在程度;事后开展对数据型剥削性滥用的定量分析,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反垄断规制体系。

环境规制工具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为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我国2006~2019年省际建筑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根据环境规制特性划分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三类工具,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工具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地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差异,命令控制型工具显著正向促进建筑业碳排放,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工具的影响作用尚不显著;地区具有调节作用,东部环境规制更易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研究结果为合理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推动建筑业减排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如何通过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01—2019年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短期,命令控制性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作用最大;(2)在长期,市场性工具存在三年的滞后期,自愿性工具存在两年的滞后期,这两类工具在长期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3)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应根据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有侧重的选择环境规制工具。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为权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利弊,本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构建一个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统一理论框架,比较分析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合我国环境规制的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企业绩效与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市场型呈显著正相关,据此为环境规制部门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我国区域生态效率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在测算我国省际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将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分别从3种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如何作用于省际生态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集聚特征显著,东部地区是我国高水平生态效率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较低;命令型、市场型、自愿型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生态效率作用各异。为提高区域生态效率,需要根据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等因素,灵活选择各类规制工具或者兼顾各类规制工具的优化组合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运用2003年~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已得到良好实施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在短期内会抑制技术创新,但这种抑制效果逐渐减弱并转而促进技术创新;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这种促进效应不显著甚至会抑制创新。研究还发现:较之污染治理,投资于环保系统人力资源能更有效地促进创新;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呈“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根据各类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制定相应的对策。

低碳时代农村环境污染与规制工具创新——基于规制经济学的分析

以能源消耗污染、日常生活污染、农业生产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城镇转移污染等为主的污染物与日俱增,严重影响与威胁我国农村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根据规制经济学理论,探索如何创新我国农村的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提升环境污染防治效果,已成为低碳时代一个迫切的现实诉求。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实施：一个述评

本文是关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和实施的述评。在文章主体部分,我们评价了经济学家尝试从规范式定理向选择和实施现实世界的环境规制工具的转移过程。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一些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环境规制问题,如环境规制权威的集权与分权、国内环境政策的国际影响、以及实施等问题。最后,本文对"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与基于经济激励的规制工具作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本文所综述的内容对于还没有广泛使用市场化规制工具,而又面临巨大环境压力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创新——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基于外部性理论,从绿色交通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展开,通过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以及隐性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进行现实考量,梳理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在绿色交通应用中的诸多问题,并指出政府可着力从完善绿色交通法制、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推广信息公开、建立宣传培训合作机制、加强规制工具的协同运用等方面来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绿色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工具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基于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分析模型,探究许可证价格的决定机制,分析许可证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探讨可交易排污许可对中小企业利润和产量的影响,并引入创新机制,考察加入补贴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初始免费可交易排污许可证+补贴(特别是差额补贴)的工具组合能够以较低的规制成本激发中小企业创新,而且在长期内,创新收益能够弥补规制成本。

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影响——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

为了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从而为环境规制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以氢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基于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结果显示,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且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高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并未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形成有效激励;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等水平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余两种规制工具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低水平地区,仅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显著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且表现为负向作用。

广告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研究

为治理违法广告,中国现行法规定了事前审查、过程控制和事后监督等规制工具,但严格的规制工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实施效果。以医疗广告为例进行分析,得知原因在于:事前审查制度的高昂成本诱发了广告主的对策行为;媒体的审查义务作为过程控制工具,也因为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实施中大打折扣;行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检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媒体"第四权力"的制约而难以有效落实。从解决对策的角度,应当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分别为广告主、媒体和行政执法人员建立有效的激励和责任威慑机制,促使他们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职责。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制工具更新——规范层面的分析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有效执行,应立足于具体规制工具的设计。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涉及三个主要法律领域——物种保育法、自然保护地法和生物安全法,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这三个法律领域对规制工具的偏好与选择呈现出“硬者极硬,刑罚优先,软者无力”的整体格局。本文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对现行规制工具进行检验,物种保育法和自然保护地法应以规制领域的去极端化为导向进行规制工具更新,一方面要软化甚至去除极硬规制,与此同时应建立完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规制工具,赋予其可操作性,使之柔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