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理论构造与规范控制

平台运营方、双方或多方用户间形成的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是导致互联网平台上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源。平台权力是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其本质是平台基于“看门人”地位、纵向整合能力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权力。平台权力的存在,使得平台权力-法律关系在内部构造(平台权力关系)中表现为平台对用户的支配关系;用户条款的存在,使得这种支配关系在外部构造(平台法律关系)中被转化并确认为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应当承认用户条款的社区公约地位,加强以用户条款为核心的、由平台与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自治,规范平台权力的行使,对用户条款进行备案审查并制定示范性文本。

平台规制下直播电商策略选择演进研究

平台规制是促进直播电商发展的关键。针对直播电商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瞒报、虚假宣传等问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以电商平台、供应商和主播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主体行为策略演化路径,并仿真分析相关因素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直播电商供应链能否规范化运营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电商平台严格规制能显著规范供应商和主播的行为。据此,对直播电商行业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超级平台守门人制度构建

科技革命促进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为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转变。数字技术和市场经济结合孕育出现代独特的数字经济潮流。其中,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对市场地位的追求使超级和大型平台出现自我优待行为,但该行为多元性、繁复性的特征使其现下并不能被准确定位,必要设施和公共事业理论的不足也使对其势在必行的规制同时缺少理论依据。欧盟在《数字市场法》中另辟蹊径地提出“守门人”制度对超级平台进行义务设定,虽成为当下对平台自我优待规制的创新方式,但《数字市场法》的制定是以欧盟国家的市场为基准,我们应在厘清《数字市场法》中对“守门人”制度建设标准的前提下,分析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实际,构建属于我国特有的“守门人”之路。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基于网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准实验”研究

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2)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协同互补,能够形成更强大的政策合力,从而有利于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这为平台监管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风险视角下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法律规制

数字技术极化使得大型数字平台创制出具有准公性质的私权力,未经妥当规制将引发微观个体、宏观国家等层面的风险,表现为个体进入孤立无援的风险关系,个人隐私被过度收集和使用,以数据跨境为代表的跨国经济行为放大国家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等。从规制理论来看,作为规制对象的数字平台私权力兼具人源性与物源性特征,其演变具有动态性与系统性特征,这对作为规制手段的法律系统提出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注重个体主体地位、优化规制工具的要求。在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分别建立起以公共利益和实质规制效果为逻辑起点的私权力规制模式,其经验可资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数字平台角色的不同,提出对不同层面风险规制完善建议,包括探索依场景的数据分类监管,加重平台隐私保护责任,将用户协议、算法技术等纳入公法规制轨道,“因业制宜”地制定数字行业监管规则,引入正当程序权力约束规则等。

社会审计规制平台:构建依据与运行机制

当前,审计质量低下和审计收费低价恶性竞争非常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审计产品自身属性、审计市场的特殊性以及注册会计师“靠关系”揽业务等。社会审计鉴证业务具有公共品属性,易产生市场失灵和社会危害,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审计质量低下和审计收费低价恶性竞争进行治理。政府治理的工具是用规制理念构建一个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共享的多方集中共治的“业价质信付”的一体化社会审计规制平台。该平台要以大数据共享信息为基础,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价格机制并采用多元化的价格监督机制,以遏制低价不正当竞争。要依托该平台,建立质量激励机制并构建信用分类评价体系,以提升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要依托该平台,创建“规制平台委托支付模式”,切断“靠关系”揽业务和“遴选入库”等产生的“权力出租”“佣金回扣”利益链条,以削弱管理层对价格、选聘和支付费用的控制权,维护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抑制审计收费不正当竞争。

隐私、言论与平台规制——基于扎克伯格听证会的议题分析与思考

脸书数据泄漏引发公众、媒体和政界的广泛关注,而相关讨论中最为重要的会议是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出席的三场听证会。围绕这三场听证会合计六份的证词和记录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和深读,研究发现围绕脸书事件,立法机构不仅关注事件本身暴露的数据泄漏和对政治选举的影响,而且拓展到个人隐私和言论空间的方方面面,更深入到互联网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平台中立的问题。研究有助于理解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未来。

网络服务平台内容生态安全自我规制理论模型建构研究

[研究目的]网络服务平台内容生态安全决定着网络空间内容生态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能否全面实现。揭示网络服务平台内容生态安全自我规制的基本理论框架,有利于从平台自我规制的视角来构建网络内容生态安全整体环境。[研究方法]在阐释相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基于主体行为选择和法律与社会规范内化两个视角,对网络服务平台信息内容生态安全自我规制的理论模型进行建构性分析,从动机、目标、结构和规制体系等方面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理论阐释,重点分析平台管理规则、运行机制等规制体系的具体内容。[研究结论]网络服务平台内容生态安全自我规制的核心内容是由平台管理规则、平台运行机制等所构成的规制体系,决定着网络空间信息内容生态安全总体目标的实现。

智能媒体平台的应用、伦理与规制:以重大突发事件为例

平台是信息社会中的基础性要素,媒体平台是平台运作逻辑嵌入媒体转型的外在表现。在新技术赋能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态势下,媒体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大数据+算法+场景”成为技术融入媒体平台的主要发展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媒体内容的采集、生产、分发的各个环节。智能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维度和算法分发维度中的应用方式失当将会引发伦理问题,需要从人、技术和法律层面探讨智能媒体平台算法透明化、平台从业者素养专业化以及增强法律规制等策略,从数据中心主义逻辑到实现人文价值引领,最终走向技术向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平台经济发展规制路径研究

中国对平台经济的规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平台经济是前沿科技和创新商业模式的集合,与大国竞争密切相关。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看,平台经济在国家安全方面是价值与风险共存。但平台经济发展对国家安全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探讨,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复合安全问题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当前应进一步优化平台经济的规制路径。

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的规制方向探究

基于对用户信息和用户数据的抓取、分类以及分析,从而为用户提供精准信息服务的算法推荐技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但是,也给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本文通过阐释算法推荐的概念,分析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的运行机制,从传播与社会的视角出发,指出了算法推荐容易引发的法律问题,并结合当今社会与各社交媒体平台的先进规制经验,为算法推荐的规制方向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平台规制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数字平台兴起的进步意义在于降低了传统经济中普遍的社会交易成本,重塑了总流通过程。基于产权理论分析,由于围绕数字平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够明确,平台沉淀下来的数据产权不明晰,风险承担和收益回报不成比例,造成了数字平台变相获取“超额租金”以及无序扩张的局面。为应对数字平台存在的问题,政府必须转变监管理念,从良善的制度变迁层面来考虑,采取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反垄断等多种手段,因势利导来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治理。

网红“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探析

网红"直播带货"由于其新颖性、互动性、"粉丝经济"效应带来的用户黏性等特点,一段时期以来非常火热。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例如虚假广告、产品质量伪劣、流量造假等。对于主播身份及带货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带货者的法律责任、平台的监管义务、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行业规范的理念与举措等,有必要作具体探析。未来需要通过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引导更好地规范此类行为,主播、商家、平台以及监管部门共同承担起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更需要理性看待,这样才能使得网红"直播带货"在创新的同时做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下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问题与完善

在“以网管网”的监管格局下,互联网平台依法履行平台内的准监管义务。在法律模糊或需要价值判断时,受动机、能力、成本等因素影响,互联网平台的准监管活动难免发生偏差或错误。根据错误成本分析理论,互联网平台错误可分为过度监管的假阳性错误和监管不足的假阴性错误。在现有的经济与法律环境中,一般情况下偏向假阳性错误对互联网平台来说是成本更小的选择,但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因素会对错误成本产生影响。两类错误均与公共利益相悖,尤其假阳性错误会助长互联网平台的私权扩张。国家在完善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过程中,应细化互联网平台准监管责任的执行标准,调整政府与互联网平台、用户的三元关系,加强塑造互联网平台协议的公共性,激活市场机制,以减少互联网平台错误,更好发挥平台准监管的功能和效用。

不实网络信息的中介者式法律规制

散播不实网络信息,是指行为人误导公众去将未经证实的事项当成事实,或者误导公众去质疑已经经过验证的事实之情形。对于不实网络信息散播行为的治理,学界当前主要存在“管制论”和“反管制论”两种规制模式的主张。在数字时代,这两种规制模式实际上都已呈现出不足之处。应当转向提倡“经销商式”网络平台规制这一中介者式的法律规制模式,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制定专门的《网络信息使用与保护法》来确认该种新型规制模式。具体而言,“经销商式”网络平台规制模式要求以对网络平台这一中介者的规制为主,同时以行政机关的外部管制、独立第三方机构的核查机制以及网络用户的自我规制相配合,从而最终实现对不实网络信息的有效治理。

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法理分析

互联网平台规制与法律规制的互动关系是互联网治理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进路是广义法律与社会规范的研究传统和早期互联网规制与法律规制的延伸和进阶。作为一种不同于早期互联网规制的权力来源,平台化互联网与法律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和微妙。特别是考虑到互联网平台之间的竞争关系时,法律的角色不只限于一个规制者,更是成为影响平台竞争的主要因素。作为主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平台在法律规制内部提升了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效力,改变了多元规制的结构,呈现出以平台为中心的多元规制的秩序。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平台生态垄断和平台企业规制之间错配的考察

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来源于平台生态,垄断规制却局限于平台企业,这种错配引致了平台资源公共属性与平台企业私用限制、平台垄断福利保障与平台垄断威胁规制、平台模式复杂化与平台规制明晰性、行为主义导向型垄断与结构主义导向型规制等之间的不适恰,进而造成了平台反垄断困境。那么,立足资源权属建构规制范式、聚焦生态竞争构筑规制模式、基于权益保障改进规制法规、依据主体关系革新规制手段,据此扭转平台生态垄断和平台企业规制之间的错配,成为解决平台反垄断困境的重要策略选择。本文提出的平台生态垄断和平台企业规制之间错配的分析框架为考察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提供了有效的逻辑起点,既为阐明现有的规制困境提供了逻辑一致的架构,也为厘清当下的各派争议提供了一以贯之的逻辑,还为重新审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以及必要设施理论、平台自我优待与平台看门人理论的反垄断观点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网络虚假信息元规制模式的确立及其展开

现行网络虚假信息规制可划分为行政规制模式和自我规制模式,但两种模式与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规制现实需求存在逆差。元规制模式可以弥补行政规制模式和自我规制模式的局限,因应新时代网络虚假信息规制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要求。元规制模式中,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为网络平台规制虚假信息设置公共利益目标及识别标准要求,提升虚假信息规制效能。政府应对网络平台自治规则和履行义务情况进行后设规制,确保平台切实履行网络虚假信息规制主体责任及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此外,还应构建主体协同联动及监督救济机制,加强规制主体间的协调合作,防止网络信息规制行为侵犯公民权利。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现象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推动着数字经济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趋势,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农村建设、“三农”工作有效开展的主要着力点,而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振兴乡村是一条必经之路,因此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成果最突出的就是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本文通过梳理农产品直播带货的相关理论文献和实践成果,认识到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农产品符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趋势。但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村民的文化素养等能力的不足以及在实践中农产品质量和价格监管、主播素养以及直播平台监管问题等方面带来的掣肘难题仍旧阻碍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从优化农产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直播平台管理体系和增强网络主播准入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突破目前现存困境,助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

互联网平台自动跳转行为认定和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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