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与规制政府

政府规制与规制政府的目的,既不是用理想的政府去代替不完善的市场,也不是用理想的市场去代替不完善的政府,而是要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和不完善的现实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使现代政府能够根据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规制政府的理论范式与制度选择

从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利益、政府规制俘虏、政府寻租等理论入手,分析放松政府规制及对规制者规制的理论沿革与发展,提出了政府规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为市场运行提供了恰当的制度基础,而最大的损害是对市场运行进行任意和过度的干预,为保证政府对市场规制的有效性,需要确立和强化对规制者进行规制的基本思路。

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算法赋能政府规制:逻辑、限度与发展方向

在算法治理时代,算法既是需要规制的对象,也是赋能政府规制以实现更好规制的治理工具。社会高度计算化和算法的规则属性给予了算法赋能的技术逻辑,数字化转型引致的规制困境和私人算法滥用奠定了算法赋能的现实逻辑,提升规制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形塑了算法赋能的价值逻辑。但是,算法运行本身存在的内在局限,以及规制者能力不足或不当运用,导致算法赋能政府规制存在着复杂性难以化约、被动规制俘获、规制权力泛化、可问责性和算法偏差等限度。发挥算法赋能政府规制的积极作用,促进算法与政府规制融合发展,必须坚持规制者的主体地位,完善政府规制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建设,保障算法在可控和可信赖的轨道上运行。

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以下研究结论: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对其中的作用机理检验发现,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水平,进而抑制了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市场化进程差异考察发现,在市场化进程高时,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研究从政府环境监管角度为企业融资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于强化政府环境监管、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规范性规制对家庭农场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

家庭农场在农产品安全保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引导家庭农场采纳质量安全生产技术,对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2022年江西省家庭农场调查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探讨政府规范性规制对家庭农场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规范性规制能显著促进家庭农场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采纳,不同政府规范性规制措施对家庭农场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规范性规制鼓励家庭农场进行组织合作以促进质量安全生产技术采纳,规制措施中,农产品安全生产标准是推动家庭农场与组织合作的重要因素;政府规范性规制显著促进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采纳质量安全生产技术,种植类家庭农场对生产标准类措施的敏感度更高,养殖类家庭农场更需要监管类措施对生产过程控制。进而,建议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优化各项规制措施实施力度,提升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强化精准施策。

政府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来自网络招聘数据的微观证据

为实现“双碳”目标,处理好环境保护和就业的关系尤为关键。本文基于2014—2018年智联招聘数据库、全量企业注册数据库以及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政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验证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用工需求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增加,该结论在经过样本抽样偏差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用工需求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技能、科研岗位以及有工作经验的劳动力群体。从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看,在轻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正效应更显著;在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仅对企业高技能的用工需求显著为正;在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低碳试点城市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更显著。从影响机制看,环境规制通过减少环境要素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虽然环境规制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机器化水平,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不高。

关系型交易、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企业加强环保投资不仅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2010~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环境规制这一正式制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的合力效应。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会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且在该影响过程中,关系型交易与政府环境规制之间呈现显著的合力效应,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型交易和正式制度的政府环境规制互为补充,共同驱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该合力效应还受到双方关系特征的干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关系依赖性越强,关系越稳定,上述合力效应则越显著。同时,基于企业价值经济后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型交易驱动下的环保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尤其在政府环境规制较为严格时。

资本禀赋、感知价值、政府规制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四川省大竹县422份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对绿色技术的采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为系统剖析影响农户采纳绿色技术的机理,基于四川省大竹县422份农户调研数据,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感知价值、政府规制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资本禀赋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农户的绿色技术采纳行为,且经济资本禀赋(0.554)>文化资本禀赋(0.524)>社会资本禀赋(0.160),呈现出资本禀赋越高,绿色技术采纳的意愿越强烈的意向;经济感知价值(0.869)、生态感知价值(0.783)、社会感知价值(0.469)均正向激励农户的绿色技术采纳行为,并且当资本禀赋越高、感知意愿越强时,对农户的激励效应更加凸显;政府规制(0.013)可强化农户的感知价值,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绿色农产品交易市场、推动农户孕养正确生态价值观、强化政府规制等对策建议。

数字平台嵌入本国供应链:国际竞争力与政府规制

在国际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影响下,国际竞争逐渐向供应链竞争转移。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各国努力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供应链的生产、物流、消费等环节,以提高本国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本文关注了在国内外供应链竞争的环境下,本国供应链的数字化和平台化应用对其竞争力和福利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数字平台嵌入本国供应链时,数字平台所构建的网络空间能够降低节点企业搜寻交易相对人的成本、提高交易概率,进而降低供应链“断链”风险。但同时,供应链对数字平台的技术性依赖可能会转化为数字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若数字平台为了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对供应链节点企业制定过高的接入价格,则有可能再次引发本国供应链竞争力弱化的问题。因此,政府可通过构建和培育可竞争的数字平台市场,防范数字平台嵌入供应链后挤占供应链价值的风险,以维护和提高本国供应链在数字化和平台化转型过程中的竞争力。

政府规制下信息茧房对公众认知行为影响研究

自媒体过度使用个性化推荐技术,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降低信息流转效率,导致公众受困于信息茧房,而相关部门规制不严、惩罚力度不够、公众投诉失效等加剧了这一现象。文章构建政府、自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系统分析政府规制下各方的策略选择过程,通过MATLAB仿真分析不同政策的规制效果,并讨论各关键性要素变化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规制需要政府投入成本建立有效的规制措施;政府通过加大惩罚额等规制措施可有效提升自媒体合规运营概率,对达到演化稳定状态具有极大影响,并保障演化稳定下的信息自由流通;自媒体合规运营产生的收益影响其合规运营意愿;约束并规范自媒体行为,营造全面异质信息环境,可有效防范公众陷入信息茧房。

政府内规制:理解中央环保督察的一个新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学界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运作逻辑和实施效果,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机制和工具运用的阐释仍不够具体和深入。利用政府内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剖析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机制和多样化工具,从而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规制逻辑有较为微观和细致的认知。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内规制过程涵盖了标准设定、信息收集、行为矫正三个要素,通过充分利用强制性、随机性、互动性等规制机制,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央环保督察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性机制、开展自我规制、加强规制者监管、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等一系列规制设计来加以完善。

绿色信贷、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及仿真研究

通过建立由重污染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构成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博弈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利用Matlab 2018a仿真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各主体初始意愿和政府规制措施等相关因素对三方博弈演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进行规制的初始意愿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有促进作用,且重污染企业策略的演化速度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的初始意愿提高会减慢地方政府策略的演化速度;地方政府规制的奖惩力度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力度对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作用较小;重污染企业创新反馈力度不改变地方政府策略稳定性,寻租成本增大有利于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演化。

“双碳”目标下重污染企业漂绿与政府规制的动态博弈分析

为探讨“双碳”目标下对重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法构建了政府干预与不干预、企业实施漂绿行为与不实施漂绿行为,以及政府干预情形下,补助、补助+激励、补助+激励+惩罚模式下的两方3阶段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行为能显著影响企业的行为,同时也会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说,是否会采取干预的策略,主要与自由市场下漂绿治理程度,以及实施干预措施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干预带来的总社会效益有关;对于企业来说,是否会实施漂绿取决于不漂绿所要遭受的总损失和参与成本之和与带来利益的比较。为了更好地实现“双碳”目标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避免机会主义的寻租行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践行低碳绿色转型;政府应优化外部环境和完善法律法规,分阶段、分措施治理漂绿行为。

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采用EBM模型、Tobit模型,对全国各省份2011—2021年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政府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研究期内普遍提升;政府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绿色金融支持、政府科技支出和环境规制强度为正向影响,而土地资源配置和政府环保支持却产生负向影响;宏观支撑条件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水平对其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外资投资呈阻碍作用。提出应从集约高效与环境保护方面发掘政府环境规制效能,探索以存量用地内部挖潜来实现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

网络直播平台道德失范的政府规制研究

网络直播平台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时间较短且发展速度快。虽然政府的监管政策不断收紧,但传统的监管手段已不能适应网络直播这一新兴行业,致使网络直播平台的道德失范现象屡禁不止,给社会带来了不容小觑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促进网络直播平台的长足发展,必须从网络直播平台道德失范现状出发,结合政府已有的规制策略,探索更行之有效的规制策略。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高管绿色认知和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

党的二十大以来,加强推进绿色转型、推进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新课题。受绿色发展理念影响,企业环境信息受到广泛关注,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技术革命新热点。本文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探讨了高管绿色认知和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绿色认知促进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效果;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调节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两者的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呈现抑制效果;高管绿色认知与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产生了不同效果,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联合调节作用则并不显著。研究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的同时,进一步将外部规制因素与内部治理因素联合,强调了高管绿色认知和政府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协同作用效果,对政府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加强环保行为力度,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政府规制下绿色港口建设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绿色港口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规制问题,构建了包含政府、港口企业、承运商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三方在绿色港口建设方面的决策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发放补贴和征收环保税均是政府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有效规制措施;随着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意愿的增加,政府“积极规制”的意愿会逐渐降低;港口企业的绿色服务费用越低,越有助于政府退出市场规制并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向“绿色改造”方向演化.

大学排名规制研究

大学排名结果与中国政府“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遴选、成效评价及政府资源配置有一定关联。当今大学排名领域市场失灵弊端突显,要从政府规制理论视角探索大学排名规制的路径及其相应方式:健全经济规制,建立市场准入许可制度和专业化协同监管体系;加强社会规制,建立大学排名标准体系和排名结果审查制度;强化行政规制,健全大学排名规制法律制度体系。

政府规制工具变迁逻辑及其与政策目标适配路径研究——基于出租车政策的内容分析

实现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是达成政策预期效果的基础,政策工具历时变迁可为实现这一机制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通过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并对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规制工具历经了新旧政策工具重叠期、政策工具运用波峰期、政策工具结构性调整期等阶段,并在制度背景、政府能力、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下,总体呈现出社会性规制工具占优并稳定成为主体的趋势。因政策客体属性模糊、政府考核机制失当、政策工具冲突及规制主体权责交叉导致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间不适配,体现为政策工具非均衡分配、典型工具缺失及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了政策工具效果发挥及政策目标实现。据此,规制者应坚持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立场,借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顺权责关系,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并以信用监管为核心加速政策工具创新与组合运用,从而实现出租车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匹配以提升其规制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