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教义学阐释与类型化规制

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窃取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众说纷纭,根源在于未划定作为理论前提的虚拟财产的讨论范围、作为盗窃罪对象“财物”的标准模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混乱以及对虚拟财产功能个性的忽视。为解决上述难题,应从虚拟财产的体系性保护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广义上的概念界定以厘定问题域,并对盗窃罪中“财物”的核心标准进行确定,分别是有交易价值、具有自然领域的物质客观实在性和受到法律保护。稀缺性、可转移性、管理可能性只能作为核心标准衍生出来的次检验标准。同时应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法益定位于“数据的控制与操作——传统信息内容安全”,以保证刑法罪名体系之间的协调与功能上的合理配置。在路径适用时,可以将虚拟财产分为账号类、游戏装备类和数字资产类,类型化地判断其是否成立盗窃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也不能忽视根据虚拟财产功能特性上的不同而可能涉及到的其他相关罪名。

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失信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失信惩戒并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必须运用法律技术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场性惩戒、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等惩戒机制中,来自公权力的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点。行政性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限权性措施。限权性的行政“黑名单”措施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未来制定社会信用法时,应当对失信惩戒进行类型化规制,并以行政性惩戒为重点,对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惩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复机制等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测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6年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看,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关系,结论经过进一步检验依然成立;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显著提高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从环境规制工具类型看,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且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并不能有效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动态处理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合理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环境规制政策以及采取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体系对于提升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安全生产规制体制及其运行模式

为健全我国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安全监管效率,采用规制理论,提出安全生产规制范畴并分析其构成要素。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将我国安全生产规制按规制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3种类型即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并按内容的不同总结归纳为6个方面的规制,即作业场所安全条件及安全健康标准规制、安全投入及工伤保险规制、安全生产管理及责任规制、安全生产市场准入规制、安全生产监管规制、事故责任追究规制。在此基础上,绘制出我国现行安全生产规制体制的运行模式图,认为安全生产监管规制和事故责任追究规制是保障其他各种规制得到有效落实和确保规制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放松管制抑或行政恣意——选择性执法规制的初步观察

选择性执法是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放松管制的典型样态,其缓和了法律系统与生活实践的紧张关系,但也存在行政恣意的风险。应当承认,规则无法完全实施,但要建构一种平衡机制,以作出决定的主体、前瞻性或回溯性、绝对的不执行与个案裁量的不执行、标准与程序为标准进行类型化的规制分析。约束机制包括公开及参与的正当程序、制定选择性执法规则,以及责任体系的建立。责任体系的建构,一是厘清司法审查的范围;二是将普遍存在的选择性执法作为审视现行规则的信号,最好的规制方案是修改有关法律。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数据

基于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网络SBM-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不同区域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这对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形式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进而打造我国绿色经济支撑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网络“爬虫”行为刑事规制的困境与转向--以实证案例分析为视角

网络数据爬取行为诉诸刑事法律规制已为既定实践事实,且其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呈现扩大化的趋势。首先,通过对实践相关案例耙梳和廓清,探明实践中存在针对规范阙如与倾向入罪解释导致入罪的标准尚未统一、行为存在交叉与趋向兜底限缩致使罪名适用难谓准确的诟病。其次,着眼于理论中判断“爬虫”行为违法性的焦点,形式违法应结合“国家规定”与强弱“授权合约”予以释法;而实质违法应结合法益侵害性与技术措施设置之目的加以甄别。再者,基于场景理论将“爬虫”行为于行为角度区隔为“侵入性、对象性、破坏性”三种,将“对象不法”置于爬取行为的中间阶段忖量。最后,在详细探讨类型化行为不同罪名适用模式下,希冀实现规范与技术的融合、数据安全与数据经济的衡平发展。

普通动产一物二卖履行纠纷类型化思考——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一物二卖现象普遍存在,对诚信原则、公平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破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对普通动产一物二卖履行规则作了规定,否定了出卖人自主选择权,试图达到维护诚信原则的目的。但这种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效率价值和债权平等规则的规定并不能真正实现维护诚信原则的目的,且条文本身存在语义不清、适用范围过窄以及实践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普通动产一物二卖纠纷可以区分为履行性纠纷和确权性纠纷,对于前者,应该赋予出卖人自主选择权,对于后者则应区分不同类型分别规制。

中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关系研究——基于元分析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Meta-analysis)对47篇研究中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关系的中外文献进行定量综述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情境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分别对绿色管理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3)数据来源和行业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建议政府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进行优化组合以及对不同行业实施具体调控,从而达到推动绿色创新持续发展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