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1年间,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增长趋势趋于稳定;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

基于环境政策规制绩效的波特假说验证——以江西省重点调查产业为例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给产业造成的负担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加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为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性,笔者采用2002年～2008年江西省重点调查行业面板数据,考察环境政策规制的产业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环保能力绩效。实证表明,市场型污染排放征税政策满足波特假说,而行政命令型环境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政策不满足波特假说;污染排放征税关于产品销售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专利批准量的弹性分别为1.33、0.26、0.97,关于废水、废气、SO2、烟尘排放强度的弹性分别为-1.47、-1.21、-1.37、-2.96,关于电力、柴油、总能源消耗强度的弹性分别为-1.26、-1.58、-1.93。

我国传媒界人士对传媒规制绩效的认知调查

本研究以产业规制理论为调查框架,以传媒业界人士为调查对象,发现在传媒市场结构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我国传媒市场竞争激烈,但竞争并不充分且公平不足。竞争压力首要来自于市场变化而非政策管制,激励创新成为提高传媒产业效率的最大共识而非传媒机构产权改革。经营行为上,多数受访者认为新兴媒体在研发、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投入方面高于传统媒体,行政成本则相反。传媒绩效上,八成从业人士肯定了我国传媒宣传党政政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国有传媒企业的社会效益认可度高于非国有媒体企业,经济效益则相反,预示着我国未来传媒规制创新将面临异常复杂的权衡与决策。

论文化产业的规制绩效

文化产业规制绩效是规制供求结构、规制博弈行为、规制职能绩效三者相互作用所反映出来的规制状态,规制职能绩效内涵规制成本、规制效率、规制效果之间的函数关系。规制低效或失灵主要表现为规制背离规制需求、规制促成企业依赖、规制成本过高、规制寻租腐败。文化产业行业垄断的变化、高新技术的应用、国际文化贸易的竞争等背景条件的变动,使文化产业规制呈现调整缓和的趋势。提高文化产业规制绩效,须努力做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科学掌控规制总供给、加强战略规制、重视文化市场监管、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经济竞争、提高规制质量、管好文化内容、整合规制机构和调整缓和规制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分析

当前为了更好的发挥规制的作用出现了一些研究环境规制,探究规制绩效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我国环境规制整体发展来看仍然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本文在探究环境规制绩效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深入的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影响,并对现行规制进行绩效评价,提出完善规制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的策略。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

为达成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的双赢,行政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市场型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公众参与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虽然都显著为正,但是均值都较小.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环境承载阈值以及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等的存在,昭示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环境规制的必要。从实证视角看环境规制绩效究竟如何?本文基于山东经验,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测度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选取污染密集产业的区位商、带动值和经济增长贡献率三个指标,对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环境规制绩效。本文得出结论是,山东环境规制严格于全国,并取得一定的规制绩效;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改变EKC曲线形状和拐点位置;要改变单位产出能耗高、污染排放总量高而导致环境规制压力大的局面,还需配合产业结构配置政策的调整。

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及其绩效的实证分析

中国电力产业以“厂网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对上市发电公司样本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厂网分开”后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显著下降,资产负债率显著上升;对整个发电行业数据样本的研究表明:火电的发电量增长率、容量的投资增长率以及现有容量利用率显著提高,水电容量的投资增长率有显著提高,发电量增长率有所提高但并不显著,现有容量利用率有所下降。但是以“厂网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规制改革并不能完全解释实证分析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同样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分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性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社会性规制绩效评价体系,对1995—2010年社会性规制绩效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性规制绩效的影响及作用途径。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1995年以来,中国社会性规制总体绩效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环境规制绩效、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绩效呈上升趋势,而消费者安全与健康规制绩效则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经济发展、市场化及教育对社会性规制总体绩效有积极推动作用,对外开放与其关系不显著。

城市水务PPP的政府规制绩效指标构建——基于公共责任的视角

我国城市水务产业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后在提升行业绩效和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因政府公共责任缺失、规制指标设计不佳而导致的公共利益受损问题。因应公用事业固有的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的内在冲突,政府水务规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城市水务行业PPP模式的政府规制绩效优化建基于公共责任,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寻求建构效率与公平合理均衡的政府规制绩效指标体系,体现为重视对规制者的规制,将水务PPP规制绩效作为评估对象;关注对水务企业的准入和市场化过程的规制;从注重效率、效益等经济性指标到注重公平、环境和健康等社会性指标转变。

规制绩效及其测度理论初探

本文在厘清规制绩效概念、深入研究法学基础理论和全面分析规制行为的数量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规制绩效测度理论:规制绩效由形式绩效和实质绩效构成,是规制规模、规制结构、规制效率和规制质量这四方面绩效的合成和统一。进而提出了规制绩效的综合测度模型和规制绩效与规制主体交易费用水平相关联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将这些模型应用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和规制绩效分析。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凡:环境规制与政策组合

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理论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公众普通关注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食品本身的特殊质量属性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在食品安全领域引入政府规制的内在原因。政府规制机构属于典型的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多任务性,因此政府规制体制设计符合公共部门内部激励问题的主要特征。鉴于此,中国食品安全规制体制改革的合理路径应是在现有改革成果之上,缓步推进,适当保留原有规制机构的职能,由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综合统筹协调。

食品安全规制的困境:泛滥与缺失

食品安全的外部性,要求实施食品安全规制,而食品安全信息的非对称性,规制主体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会导致政府规制被俘获,甚至规制主体寻租,如果缺乏约束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反向捕获利益,使食品安全规制陷入困境。因此,必须实施监管"监管者",促使食品安全企业与政府共责,推动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帕累托改进,强化规制者的食品安全责任。

政府规制与消费者保护

政府规制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根本方式。本文主要通过制度分析来探讨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中政府规制的绩效及其影响,从改善政府规制规制绩效的制度建设角度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促进消费者保护与消费和谐的实现。

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来自环保法(修订案)实施的证据

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以2015年环保法(修订案)实施为自然实验,利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能够提高受管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实证结果显示,环保法(修订案)实施后,相较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ROA增长约0.74%,ROE增长约1.48%。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促进污染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行业竞争激烈,地区法治环境完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强。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绩效视角估计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为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促进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制

民众对财富的渴望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发强烈,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和国家博弈的过程中潜滋暗长。时至今日,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金融市场的高度管制、中央和地方政策的摇摆、法律规制的混乱共同造就了高利贷之患。整体主义的法律治理思路能够促进各部门法在该问题上的合作,以经济法和经济政策为基础解决民间借贷失控的制度根源,纾解民营企业对资本的饥渴,严惩制度外的高利贷违法犯罪活动。

广东“简政强镇”改革中乡镇权力规制创新的动因与路径

广东省"简政强镇"改革的推展,对乡镇用权方式和行权能力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作为"简政强镇"改革的先行地,广东省乡镇权力规制驱动力可归因于乡镇权力扩大,权力的直接性、终端性和利益性凸显,乡镇内部依法行政与高效行政的困境以及扩权后的乡镇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缺失等因素。为此,广东省积极探索建立绩效管理考评综合平台、组建公共决策和事务咨询委员会、推行参与式财政预算改革等乡镇权力规制创新路径,为基层政府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市场绩效看日本“大店法”的作用

"大店法"是日本特有的对大型店铺进行阶段性规制的法律,该法的设置旨在协调各种规模流通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大店法"增加了中小零售企业的生存空间;但也给日本零售业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市场绩效较差,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目前不应设立"大店法"。

“简政强镇”改革中乡镇权力绩效规制:工具选择与运用

"简政强镇"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对乡镇政府的扩权改革。能否使这种扩大的权力运行既规范又有效率,实现绩效规制是关键。当前"简政强镇"改革中乡镇权力规制存在着诸多障碍和约束,这影响了规制绩效的提升。选择适合的规制工具并将其运用于有效的规制政策,能够提升乡镇权力规制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