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更新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制度语法学分析

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任务,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了解相关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治理效能,系统运用制度语法学工具、辅以制度类型学方法对选定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具有身份规则、边界规则、选择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和报酬规则等特征。其中,实施层面主体地位和权责缺乏清晰界定、技术型主体准入规则缺失、政策弱规制性、实施层面主体自下而上信息反馈路径缺失、村民等主体的非决策性、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未向下延展等问题较为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实施层面主体权责规定、明确技术型主体参与治理的选拔程序、增强规则性陈述、健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路径、赋予实施层面主体以行动决策者地位、促进多主体行为正负激励机制结构化等方面,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混淆商品销售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逻辑与制度构造

销售混淆商品的行为应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这一问题围绕“使用”能否包括“销售”而呈现张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在规则层面看似以“使用”囊括“销售”,但继续沿用该规制逻辑,一方面难以在学理层面弥合二者在所处环节、对竞争秩序破坏力及规制目的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对第十四条在整部法律中的位置带来了解释的困惑。因此,有必要摒弃以“使用”涵摄“销售”的传统规制逻辑,将“销售”的性质界定为独立于“使用”的混淆行为,在注重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兜底条款进行规制的基础上,补强相应制度供给,兼顾竞争秩序与竞争自由两项重要法律价值的平衡。

技术风险犯罪的现实展开、规制逻辑及治理革新

在现代风险社会,技术性风险所引发的犯罪问题正日益走强。技术风险犯罪主要表现为技术本身的负价值风险犯罪和技术工具价值风险犯罪两种类型。我国对技术风险犯罪尚没有形成有序的规制思路,试图通过刑法前移来封堵技术风险犯罪不但无法实现规制目的,而且因刑法的过度化前移而饱受批判。技术风险所展现的风险本质和技术性特征决定了技术风险犯罪需要依赖于早期风险管理,但对技术风险的控制必须兼顾技术自由价值。秩序和自由之间的价值平衡需求决定了技术风险犯罪的规制应该坚持双阶层规制路线,在多元技术主体之间进行风险责任的公平分配。

商事仲裁第三方资助的规制逻辑:“准当事人”学说探析

第三方资助指商事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中,非争议当事方的资助人为当事方的被资助人提供无追索权资助,以覆盖被资助人的仲裁费用,同时分享被资助人胜诉后的经济利益的一种安排。第三方资助像一把双刃剑,帮助被资助人接近司法的同时,也给商事仲裁制度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范式,探求统一的规范性理论。结合国际律师协会《利益冲突指引》的启发,资助人应当被视为所资助仲裁的"共同当事人",与被资助人共同享有仲裁当事人权利并承担义务,此即"准当事人学说"。依据资助协议的普通合伙合同性质观和仲裁当事人理论,"准当事人"学说在法理上得以证成。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公司法的规制逻辑和制度因应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其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的行为规制逻辑选择与路径建构

赋权规制与公共领域规制作为现有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的规制逻辑,前者面临“独创性”认定标准不一、权利主体及内容不明等争议;后者虽能满足公共性使用的需求,但存在激励机制缺失、公共性资源滥用等问题,难以有效维护各方利益。相比之下,采取行为规制逻辑,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凝聚社会成员公共性使用的“普遍性共识”,还能有效实现对产业发展的合理激励与利益平衡,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兼顾利益的分配公平。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的行为规制路径建构,应当通过厘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蕴含的市场性利益、营业性利益以及公共性利益三重保护利益,并基于利益指向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动态保护,以此为技术演变与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灵活的空间,实现科技与法律关系的良性互动与逻辑自洽。

数据的权属场域与规制逻辑

随着数字技术对信息存储样态的转变,数字空间产生了与物理空间完全不同的时空场域。数据权属的研究需要借助社会学者布迪厄提出的场域分析方法视角,进而从抽象法律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数据独有的权属场域逻辑。研究发现:多维空间的数据无法实现支配控制的财产属性,需要以功能主义为研究方法重新审视数据财产法律关系;数据并不具有完全删除或是传统物权中处分权能的法律关系特性,但具有还原至某一特定时间状态多维时间的独有关系特征;数据权利的研究需要引入多维时空关系——科学理性与法律理性双向交织的场域分析方法,进而形成“状态型”研究向“关系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状态型研究为数据财产研究提供了更加灵活动态的理论视角,使得研究方法与社会变革具有更强的系统兼容性。

网约车法律规制:逻辑与思路——兼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网约车自产生即伴随着合法性争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网络预约汽车"形式承认了网约车的合法性。然通过对此类规制的检视及评析可知,此种对传统规制方式的套用忽视了网约车的客观市场价值,同时也抑制了网约车的市场创新维度。于网约车规制而言,应正确识别市场失灵现象,以共享的界限与规制的介入、介入的节点与规制的时限、规制的逻辑与规制方式为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网约车法律规制的基本思路:坚持市场原则性调节与政府适度性干预的基本理念;拟定政府管平台与平台管车辆的创新模式;把握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核心价值;采取构建市场健康秩序的主要手段。

“放管服”背景下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行政规制逻辑——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

当前,"放管服"新政开始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而政策工具则构成透视新型行政规制逻辑的"重要窗口"。基于教育部与省级政府颁行的关于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在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中使用的政策工具涵盖三种基本类型。首先是,强制型政策工具,主要以《专业目录》管理体制下有限使用的行政审批为代表。其次是混合型政策工具,包括:省级教育统筹、信息服务、政策指导、资源配置、专业评估、同行评议机制以及专业准入、预警与退出机制等。最后是自愿型政策工具,包括专业发展规划、专业建设质量信息公开、学术自我规制与问责等。藉由"强制型"、"自愿型"、"混合型"等类型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与动态嵌套,新型行政规制逻辑作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监管式治理体制的治理功能正在凸显。与此相应的是,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统治模式逐渐开始被现代监管型政府治理模式所取代。受此影响,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呈现出"松散耦合"的状态。随着我国大学自治与自律机制的健全完善,"自愿型"政策工具与"混合型"政策工具将发挥更大作用,而"强制型"政策工具则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公务员释法的法治思维逻辑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基层执法中的难题、化解执法中的矛盾。在改进行政解释体制机制、确定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解释是理性人的活动,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谁拥有执法权谁就应享有依法进行解释和做出科学说明适用法律的权力,倡导"谁适用,谁解释"的理念;实践中,公务员享有一定的执法释法权,并依法科学释法;在释法中遵循释法规则、加强释法规范、对功利性释法予以规制与调整,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蕴意。

数据行为的经济法规制

基于“制度—关系—权利”等维度,可以提炼规范数据行为的多种路径。其中,经济法规制的路径尤其值得关注。依循经济法规制的路径,应在既有部门法框架下,通过经济法的“既有制度”与“新型制度”的有机配合,来确立规制数据行为的制度基础。同时,在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立法中,应加强有关数据行为的概念、类型等方面的协调,并进一步完善有关数据处理行为、数据监管行为、数据发展促进行为等方面的规定,从而夯实规制数据行为的制度基础。依据上述各类制度构成的“禁止法—保护法—促进法”的规范结构,能够将“禁止—保护—促进”的手段协调并用,并由此形成经济法的“系统规制”功能和独特的规制逻辑。因此,加强经济法规制,更有助于保护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促进数据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对此类问题展开研讨亦有助于深化“数字经济法”的理论研究。

论股权众筹融资的法律规制——兼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与股权众筹融资的发展实际脱节,个别条款过于保守,我国股权众筹融资监管应该从规制众筹发行人、众筹平台以及投资者风险防范三方面入手,从规制信息不对称、促使价格信号的有效传递与价格形成、识别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逻辑出发,构建股权众筹小额发行豁免制度,强化股权众筹平台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与自律监管,废止"合格投资者"制度,建立投资者分层与投资限额制度,最大限度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线上线下的市场要素和市场力量不断集聚,超级平台从市场要素发展为要素与市场的联合体。在互联网市场动态竞争的场景下,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的目标、逻辑及方法正面临巨大挑战。建议引入多元利益动态平衡机制,更新反垄断法规制理念,关注互联网市场生态竞争系统的健康运行,主张对超级平台施行"强监管、早监管、长监管"的规制模式,探索建立审慎科学的"预防+事中事后+持续"的规制逻辑,革新SSNIP和CLA,结合SSNDQ和SSNIC,强调非价格因素和用户体验在超级平台反垄断法适用时的实际价值和作用。与此同时,激励超级平台自身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积极主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反垄断合作规制项目,培育和提升超级平台的自治能力和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应总体抱持对超级平台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既要持续激励超级平台的竞争动能与效能,也要防治超级平台走向竞争固化所带来的弊病,最终实现互联网市场上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的稳定运行。作为新兴科技产业与新兴经济业态的典型代表,超级平台还需特别关注竞争规制与产业促进之间的互动,以增进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代码技术对传统自由的挑战与法律应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代码技术的影响力由虚拟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物理空间。代码技术不仅是虚拟世界中的“法律”,也正在成为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规制者”。在“规制”逻辑的影响下,代码技术逐渐具有了“反自由”属性,作为人之主体性重要支撑的自由价值逐步被消解与重塑。代码技术对自由的限制缺乏正当性依据,根本原因在于代码技术背后的控制者以一种欠缺法律背书的方式为自由设置不合理的限制。从现代法治立场出发,对自由的限制存在严格的实质性标准与形式性程序,远非代码技术自治规则所能决定。面对代码技术的“反自由”属性,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对代码技术进行规制。在回应代码技术引致的自由危机这一问题上,传统的法律治理手段在权力逻辑、监管模式与治理结构上均存在问题。应当在坚持主体性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既有治理体系的完善。

规制融合的欧盟模式及其启示

欧盟的规制融合实践独具特色,已发展成为一种典型模式。其基本逻辑是通过规制融合全力促进竞争,以尽力吸纳投资、全面实现公共利益。中国在经营体制改革中建立的规制逻辑,与欧盟推进规制融合的逻辑大有差异,这决定了欧盟的规制融合经验具有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以及对其进行借鉴的可能形式。

规制融合的美国模式及其启示

美国最先在电信业、广播电视业拉开规制融合的帷幕,其实践一直被视为世界的风向标。美国规制融合秉承了分类规制的基本传统,由此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模式。其基本逻辑是全面放松规制、全力引入竞争,通过市场机制吸纳投资、实现公共利益。美国规制融合模式实质上是引入竞争的一种思路。特定的规制模式是一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缩影,中国既有规制的特定逻辑,决定了美国规制融合经验可资借鉴的领域及形式。

网络空间“人民获得感”的生成理路

网络时代出现的“人民获得感”危机问题,严重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感召力,也催生了网络空间“人民获得感”的生成范式。文章立足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空间逻辑,论述网络空间的良性发展与“人民获得感”的共鸣,论证传统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基础上探讨网络空间“人民获得感”生成的实践维度。

科研合同的功能性规制

近年来,出现了财政科研经费(以下简称科研经费)管理严格、支出困难、报销烦琐以及一些科研人员违规使用科研经费被追究刑事责任等现象。推进科研经费有效治理,从权力管制转向合同规制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终结,恰恰相反,它需要塑造一种新型规制和治理能力去迎接新的挑战,既要适当吸收传统管制的合理成分,又能充分遵循合同自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规制逻辑。

论金融机构董事之民事责任

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制度固有的漏洞,预防性监管制度失灵、金融机构破产责任分配失衡,在此背景下完善金融机构董事民事责任机制成为当下破解困局的有力武器。美国司法实践已经倾向于提高董事的注意义务标准、严格限定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从事前监管转向事后救济,其中责任机制的完善系核心环节。考察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董事责任规制策略,可以发现公司法层面的二元问责机制事实上难以形成有效法律约束,亟需重构金融机构董事的诚信义务,以诚信问责增强司法审查的适用性,同时扩张董事治理责任及建立个人补偿追回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