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规制遵从与环境污染

本文重新识别了居民参与政府规制、与企业规制遵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政府的规制执行以及居民对环保的参与都能提高企业的遵从水平,但居民的参与却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对环境保护的参与会降低居民的效用水平,从而使其福利劣于在社会最大化福利函数中的福利状况。理论模型显示政府规制执行水平对企业遵从的边际影响随着居民参与的提高而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居民的环保参与将会促进政府的规制执行。

公众监督对企业环境规制遵从的影响研究

公众的环保参与和政府的规制执行是影响规制遵从和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不过公众参与和政府的规制执行都有成本。依照污染物排放的内在逻辑并利用中国30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地区遵从水平与规制执行水平、公众参与水平正相关,且受到污染密集程度、企业数量等与遵从成本相关因素的显著影响;而污染排放水平却与遵从水平负相关。对污染排放和地区遵从模型进行检验,验证了上述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当规制执行和公众参与之间的策略性交互水平低于一定的数值时,规制执行对遵从水平的边际影响会随着公众参与水平的上升而增强,且这种影响会随规制执行的松弛而提高。在我国的规制体制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以及参与可以作为政府规制执行的重要辅助,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提倡全民共治。

论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

承担第三方义务的私人主体拥有技术或者经营、管理上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发现与阻止违法行为,同时也更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法律控制越是复杂,立法者越是需要使用侵权法、第三方义务制度与政府规制来共同实现法律实施与遵从目标、实现最佳威慑效果。能否产生有效的威慑是判断第三方义务是否适当的关键,除非第三方义务可以有效阻止违法行为,否则立法者不应过多地赋予私人主体承担第三方义务。政府如何更好地监督第三方义务主体,如何保护相对人的言论自由、平等权、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均是构建第三方义务制度需要认真考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