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规多源”的不动产权籍数据库存储及更新机制研究

不动产登记工作是对以往分散在各个部门登记工作的集中整合,不动产权籍数据的采集、使用及存储,展现出特有的"多规性"和"多源性"。为了满足不动产权籍管理的需要,就要求通过不动产权籍调查所建立的不动产权籍数据库实现"多规多源"数据快速、安全、有效的存储并实时更新。据此,在对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的"多规多源"数据特征及对时空数据更新模型比较分析基础上,为保持数据的现势性和准确性,提出了对"多规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存储的技术方法及基于基态修正的时空数据更新模型,并在连云港市不动产权籍管理系统建设中得到实际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基于电子角规多重同心圆技术测定森林蓄积

为了实现森林蓄积的精准和实时测定,该文以北京市鹫峰林场部分样地为例,提出电子角规多重同心圆法测定森林蓄积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表明,基于电子角规5重同心圆法所测样地的单位面积的森林蓄积值逐渐变小,到第4个同心圆后,森林蓄积值变化趋于稳定,蓄积测定结果可靠。采用普通角规多个观测点测定的森林蓄积分布相对没有规律,变化趋势不明显,尽管角规计数变化率小,但蓄积变化值相对较大。对林相不一致、空间分布不均匀的样地,其森林蓄积观测值精度较低,利用普通角规多点测定森林蓄积的相对误差达40%。电子角规采用望远镜和CCD系统,大大减小了错读和误读的概率,同时,利用PDA配合相应的软件自动计算,实现森林蓄积测定的自动化和精准化。

使用合规农药能确保农产品“地头”质量安全吗?——基于豇豆农户的扎根理论分析

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次将小农户施药行为纳入监管范围,进一步厘清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机理与因素,有助于政府精准施策。通过对海南3个村32户农民豇豆种植过程的全程蹲点跟踪,对豇豆施药环节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访谈资料。研究发现:农户施药环节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选择过程,即使施用合规农药也不能确保农产品在产地的质量安全。在合规农药视角下影响农户施药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信息渠道,其次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强度、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村劳动用工成本。同时,邻里效应在农户施药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加农户用药信息的有效供给渠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面检测,坚持为农户提供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增加重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技术供给与推广,加强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RECP协议实施背景下提升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紧迫性。

新质生产力理念下“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

平台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领域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但其仍存在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反竞争危机,运用法治手段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尤为必要。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引领,确立由价值公平、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组成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目标,分别以此为突破点,搭建“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第一层级以实现价值公平为目标,确定“父爱+母爱”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理念。第二层级以实现形式公平为目标,确定结构型合理原则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法治原则。第三层级则以实现实质公平为目标,以相关市场界定为核心构建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则体系。以此助推新质生产力理念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贯彻落实,营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经济市场环境。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违规使用对策设计及其仿真校验

[目的/意义]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违规使用治理政策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单一维度的分析视角无法从系统层面有效调和并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框架,构建数据供应商、高校图书馆和用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各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均衡稳定策略。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对参数赋值,以提升仿真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随后通过MATLAB仿真实验,剖析了各类因素对于演化博弈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厘清利益对象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和关联结构。[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该博弈模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演化稳定策略状态,并基于数据资源违规使用的现状,分别从三方博弈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风险防范法律规制研究

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既要解决阻碍发展的瓶颈问题,也要应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挑战。规制数据行为作为解决数据要素流通瓶颈问题的制度构建路径,从保护企业等主体的数据权益、打击垄断行为、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流转等方面实现正向激励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运用法治手段保障数字经济社会的稳定秩序,要从公法和私法的二元规制路径出发,防范和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风险。通过正反两个维度的系统构建,实现有效的法律治理,保障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社会风险融入公司治理下的董事合规义务——困境、重释与平衡

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风险的概念需融入公司治理,并凭借公司内部的源头预防优势来应对风险现实化后的公共损害。但传统的公司法及公司目的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董事对社会因素的考量面临多元目标冲突和履职技术受限等困境。故要将董事的监督义务重释为“构建公司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的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导向,在受托于公司的前提下,与忠实、注意义务并列成为信义义务的子集。董事应在履职中采纳ESG方法,通过设置董事(会)级别的领导机关和“预防、侦察、调查与补救”的类型化流程,缓解风险多元化和技术化的挑战。而专业判断规则与责任区分规则,有助于平衡义务强化下的后端责任,避免董事对合规的过度反应产生的经营懈怠。

专利批量维权中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与规制路径

目前,我国专利领域批量维权现象较为突出,“流水线”式的维权活动具有涉案专利权利基础相同、案情类似,对小规模终端销售主体批量公证取证后起诉等规律性特征。专利批量诉讼是权利人维护知识产权的合理手段,具备正当性,但批量维权行为可能因以谋利为目的、使用权利基础不稳定的专利等因素而存在恶意诉讼的隐忧。国内部分法院在处理涉及专利批量维权的恶意诉讼案件时,普遍存在着认定标准不统一、规制手段单一等突出问题。结合美国和欧洲对NPE(非专利实施主体)和PAE(专利主张实体)恶意诉讼的认定及规制的域外经验,我国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完善专利批量维权中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甄别手段,完善批量维权审查修正机制与完善诉讼程序,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多重规制措施实施综合治理,破解批量维权中的恶意诉讼难题。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研究

商业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商业竞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数据利用中的不正当竞争会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目前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高发,其行为方式多样,且性质独特,难以用物权、知识产权等法律规则予以合理规制。因此,需要合理设计法律规则对之加以调整,促进市场良性竞争。文章首先从阐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判断标准和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意义着手,分析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既有法律规制方案的现存问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商业数据专条”设计的构成要件不清晰、损害后果僵化、兜底条款容易导致向一般条款逃避、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困难、行政监管乏力等。其次针对这些问题尝试提出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如保持立法的“谦抑性”、明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相关制度、完善商业数据专条、明晰行政监管权限及建立诉前止损机制。以期通过以上几个具体的规制建议,规范企业经营人员的公平竞争活动,为我国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运用科学的法律规制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法律风险规制

信息爆发增长催生了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的兴起。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解决信息过载和长尾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互联网信息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意思自治受限、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诸多法律风险,亟需法律作出必要的回应。为此,应当在诚信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比例原则的指导下,树立开放的隐私保护观,强化算法告知义务与用户拒绝权利,完善算法解释权,构建算法审计制度,以降低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②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③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④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发达片区进行污染转移的现象。据此,该研究提出,顶层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短视行为及各区域产业层次的客观差异,引导发达地区政府更加关注绿色技术创新的长期驱动力,促进“绿色共识”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发展减少了环境污染吗?——兼议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

数字化和绿色化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战略和目标,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着力探讨了环境规制在二者间的调节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先加剧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化了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负向作用,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则会强化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前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环境污染效应更加严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设置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金融强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运营正面临着各种挑战,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为突出。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资管新规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资管新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探究企业在金融强监管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经济后果检验显示,资管新规主要增加了企业的被动风险承担,加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经调节效应分析得到,企业通过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政府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可以缓解在资管新规出台背景下企业风险承担提高而带来的生产经营压力。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