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条件下企业家的规模偏好及其矫正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委托代理条件下,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委托者和掌控经营权的代理者(包括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党委等内部人,统称企业家)之间存在着目标差异。委托人是出资者,其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或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家,他们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系统,而且拥有信息优势。我们发现,现实中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追求企业规模最大化,本文对此提出了理论分析和矫正措施。

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政策的规模偏好研究

政府设计和执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扶持政策时更偏向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创新效率更高的中小企业则较不被偏好,调查问卷样本计量检验支持了这个假设。对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深入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越小,所获扶持的力度、及时性、知晓性、门槛、过程公平透明、可操作性等方面就越不利,相应对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扶持等政策的满意度越低。这与小企业组织机构较不健全、影响力较小、沟通渠道较少有重要联系。

企业家规模偏好的动因及效应分析

现实中,企业家(高管层)普遍存在明显的规模偏好,其中一个前提假设是: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规模经济。企业家规模偏好有其存在的主客观动因和正反两方面效应:一方面,适度的规模偏好,会同时提高企业家(代理人)和股东(委托人)双方的效用;另一方面,过度的规模偏好,则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本文在对企业家规模偏好的动因及效应分析基础上,得出了相关启示和建议。

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的影响差异

面对腐败蔓延不断侵蚀政府能力和政权治理合法性的挑战,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反腐败行动提高公众政治信任,强化政权支持。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政府通过扩大反腐败的规模和调整反腐败对象的结构以向社会释放其打击腐败的目标和决心,因此,反腐败的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就成为向公众宣传反腐绩效和警示潜在腐败分子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为例,综合利用2015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和2012-2015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发现两种反腐败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存在影响差异,并探讨了三个中介因素的作用机制,包括公众对反腐败行动的满意度、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对政府权力约束能力的评价。具体而言,查处更多官员会通过上述三种机制显著提高政治信任,查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同样会通过提高清廉感知的方式提高政治信任,但反腐败满意度将短期内降低。公众反腐败期望满足假说有利于理解本研究的发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和监察制度的完善,公众期望逐渐与之相适应,政治信任将得到持续提升。

论民营企业资金供给中的规模偏好

当前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供给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但是,它们在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中普遍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严格的标准,这主要体现为对成熟的大企业的追逐和对成长中的中小企业的歧视,我们称其为规模偏好。 一。

城市商业银行制度供给规模偏好的经验考察——来自城市商业银行面板的证据

通过使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2009-2011年获准跨区域经营、金融市场业务资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首次对国内城市商业银行获取政府及监管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经验考察。结果发现,作为国内银行业增量改革的重要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获准跨区域经营以及相关金融市场资格的获取与其规模显著相关,而与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绩、风险管控水平并无一致、明显的相关,大中型城商行从政府及监管制度供给中获取远比中小型城商行更多的政策安排,在跨区域及综合化经营中占据着先发优势。大范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面板数据搜集,并利用Probit及O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支持了现阶段政府及监管层在城市商业银行制度供给上的规模偏好。

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偏好"的生产率驱动:学习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各行业一直对大型企业怀有特殊偏好,企业更是以进军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为奋斗目标.本文旨在揭示中国企业这种"规模偏好"背后的微观驱动机制.基于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证实在追求规模过程中形成的学习效应和学习扩张效应是中国工业企业构筑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来源,这种学习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以及存续年限较长的大型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可见,中国工业企业的"规模偏好"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企业为应对当下发展困境,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宜之计和次优选择,是企业为构筑长期竞争优势所作突围措施和占优策略.企业借助一定规模不仅克服了自身生存问题,而且通过规模扩张实现了动态发展问题,逐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稳健发展之路,这也是一条自强不息、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之路.

存款保险制度、规模偏好与存款人市场约束——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第二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以2015年5月为分界点,从数量约束和价格约束两方面进一步探索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银行规模、银行自身风险对存款人风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指标时,存款人具有明显的风险意识,价格渠道对银行风险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敏感性;数量渠道更易受"大而不倒"政策的影响,数量约束效果不明显;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对存款人市场约束具有积极影响,且通过价格渠道实现。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的偏离与改进——基于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分析

当前涉农金融机构在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过程中存在规模偏好已被学界所关注,能否找到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成为深化农村融资改革的关键。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推行意图、农户土地抵押价值、金融机构业务开展角度剖析金融机构农地抵押贷款供给失衡原因,并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不同策略组合下对金融机构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引入其他辅助担保物以规避农地抵押贷款配套措施不健全所导致的额外成本,是农地抵押贷款业务排斥小农户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农地抵押贷款实践正处于低效协调阶段,要打破这种博弈状态,政府必须主动承担改革前期成本,通过财政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达成帕累托主导均衡。从长远来看,单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无法根本上解决农地抵押贷款的低效运行问题,降低金融机构农地抵押贷款供给成本是促成最优均衡策略的必然出路。

论银行贷款中的所有制偏好问题

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已由过去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复合体。非公有制经济从当初的地下发展、与公有企业之间不清不楚的产权依附发展成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属来之不易。

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文本,测算了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4)虽然产业规模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设计有着重要启示。

公众“规模偏好”与银行市场约束异化

本文运用2000—2007年中国各类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公众预期角度重新研究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问题。文章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对大银行给予不断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形成了公众"大而不倒"(toobigtofail)预期和存款人的"规模偏好";并通过传统的两条市场约束渠道体现在具体的存款行为上,即一方面通过"价格约束"对小规模银行要求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通过"数量约束"在选择存款银行时更偏好大规模银行,这使得存款市场对银行风险的约束异化成了对银行规模的鼓励。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费用与规模偏好

本文在一个银行间古诺博弈模型中 ,综合考虑了银行管理者的费用与规模偏好对于银行市场行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如果银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那么管理者的费用与规模偏好都会导致银行的效率损失 ,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规模偏好会诱使管理者选择大于利润最大化所要求的规模水平 ;而费用偏好会诱使管理者增加在职消费 ,减少银行利润。理论上存在的我国国有独资银行非利润偏好行为 ,为两个经验证据所支持 :(1 )国有独资银行规模与配置无效 ;(2 )市场结构假说和效率结构假说检验均未获得经验支持。规模无效意味着国有独资银行存在规模偏好 ;而配置无效意味着国有独资银行存在费用偏好。

信贷市场:“所有制偏好”还是“规模偏好”

本文从营商环境视角切入,围绕企业融资条件平等性这一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讨论中小企业信贷难究竟是否导因于“所有制歧视”。本文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因素、商业银行对企业融资能力的评价指标和企业信贷资金的获得性展开讨论,基于2015—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分组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从信贷规模、信贷融资成本、信贷期限结构三个维度对信贷市场竞争公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定性来看,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可能更注重所放贷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性、流动性风险等因素;定量来看,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受自身资本规模和运营能力的制约,其信贷资源获取能力往往偏弱;民营企业贷款难不能被简单认为是其所有制身份所引致的,而是由于其在现有营商环境下较之国有企业存在的多方面禀赋不足。

公司价值解析

作者认为,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关于公司价值尤其是其定量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作者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建立了公司价值的定量描述模型,分析了公司价值增长的类型,说明了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下公司价值的不同,进而解释了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规模偏好”和“圈钱偏好”。

我国企业债市场化管理的监管分析

本文从我国企业债市场现阶段发展情况出发,说明其存在发展速度慢、规模偏小、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再根据我国企业债发行监管现状得出结论,认为多头监管、条块化管理以及准入门槛过高、手续复杂是其形成原因.然后,国家决定将公司债管理划归证监会管理的举措将可能带来公司债市场管理方式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最后,本文提出,监管者在管理的过程中自始自终保持其态度与行为的中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管理.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研究

随着经济开放及金融开放,银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城商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的"第三梯队",由于其资本规模偏小且经营地域受限,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因此提升资本规模和扩大网点覆盖面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儿实现跨区域经营便成为其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从城商行实施跨区域经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相关论述,为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的实施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提供理论支持。

存款保险制度、市场约束和规模偏好--基于日本银行业2000～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14财年日本银行业的面板数据，从数量约束、价格约束两方面分析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存款人风险偏好的中长期影响。研究表明：（1）在改革后的非危机时期（2005～2008年），存款人对风险反应敏感，其对银行业的风险行为能产生显著的市场约束作用，且不受“大而不倒”政策的影响；（2）在危机时期（2000～2004年、2009～2014年），“大而不倒”政策对存款人的风险意识产生明显影响，其对数量约束的影响大于对价格约束的影响。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中国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偏低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

中国经济腾飞发展,占据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以自身庞大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吸引了大量外来资,带动了本国经济发展。虽然外资投入较大,但在整体中国外资投资所占的比重去非常少,农业利用外资规模较小,不利于整体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及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本文首先概述了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了农业竞争中缺乏绝对优势、外资配套的资金不足、外资结构不合理、农业投资环境不利等因素,导致农业利用外资偏低,根据农业利用外资规模偏低的原因提出了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拓宽资金引入方法、加强产业引导等对策,望带来借鉴,以促进农业利用外资,以更有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