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规模流转界定及其风险的法律防范

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农地符合农地规模流转界定的基础维度和价值维度,实践中存在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出租模式、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入股模式和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内外流转相结合模式。在农地规模流转过程中因农地公有制与农地私权的矛盾、农业弱质性的特点和政府的不当参与,产生了农地流转违背自愿原则、流入主体违约和农地公益遭受破坏等类型的风险。对此,应规范政府回归服务、引导和风险防范及化解的主体定位,通过私法之担保制度加强农地规模流转债之法律关系,并构建农地规模流转履约保险制度以分散风险。

农地规模流转视角的发展转型:自发达地区的一个村观察

通过对百岭村由"传统"至"现代"的个案考察,分析农地规模流转、契约安排对村庄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涉农企业进入、推动农地流转是村庄发展转型路径得以运行的外在条件,而以土地流转为起点的"土地—资金—就业"三重契约及其衍生的关系契约是内在制度根源。在"三重契约"安排下,东进公司作为剩余控制权拥有者,有效发挥着"田场企业"效能,推动村庄农业转型,进而带动农民转型,使农民地权主体身份得以强化,职业身份得以转换,并获得了股民身份。另一方面,企业组织根植于农村社区发展,衍生出企业与村民、村组织间一组关系契约,推动了村庄组织转型。百岭村个案能为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以及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提供经验借鉴。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文章以实地调查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发现,在农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当事各方从担保人制度、承包人选择、地租和租期的确定等方面设计了一整套风险分担机制。但由于农村既有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格局未能得到相应的重置和优化,农地大规模流转往往演变为优势阶层谋求自身利益的一个平台。再加上市场行情、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绩效大大降低。众多大户纷纷将土地转手的事实使得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急剧增加。为使农地大规模流转平稳有序地推行,不仅需要设计周密的风险分担机制,而且应该着力改善和优化乡村社会政治环境,调整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禁止激进的农地大规模流转行为。

农地规模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非粮化"有助于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农地"非粮化"将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本文针对农地规模流转中的"非粮化"行为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种粮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融资难等是导致"非粮化"的原因,而发展冲动、粮补政策不完善、监管惩处不到位则是导致"非粮化"加剧的原因。应通过降低种粮成本、增加农业经营收益、规范耕地用途、改进粮补政策、增强金融支持、加强监督管理等应对"非粮化"带来的挑战。

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农民态度分析——基于安徽田野调查实证分析

通过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利用实地调研的1 010份有效问卷对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农民持有的流转态度进行研究,得出性别、年龄、社会身份、人均耕地、子女是否外出打工、主要收入来源、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承包期限认知、谈判对象、签约对象、流转前后经济转变情况、收入来源变化情况、地域等因素影响了农民的流转态度。最后,提出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建立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因地制宜地寻求合适的流转方式等建议,以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

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民生活逻辑变化——基于安徽S、M村的实地调研

农村小规模土地流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村庄生活的逻辑,农户可以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转入或流出土地,有利于土地在村庄内耕者和非耕者之间形成一个合理配置。相反,以村为单位的土地规模流转牵扯到不同类型的农户,相当于将他们从乡土"连根拔起",流转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较大。该研究基于对安徽S、M村的实地调研,从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的不适应入手,分析了土地规模流转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农户的影响,总结了土地规模流转导致的农民生活逻辑变化,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尤其要区分不同类型农户生活逻辑,谨慎对待农村土地规模流转。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利益博弈及困境分析

以安徽省T市M村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探讨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实践逻辑,通过对该项政策运行中的各个行动主体间利益博弈机制的分析,来解释农地大规模流转政策的内在困境及成因。研究表明,农地大规模流转的困境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围绕农地大规模流转的博弈中,资本和权力占据着优势,而部分农民尤其是纯农户的利益一定程度受损,国家的预期目标未得到有效实现。因此,在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如何保护广大普通农民的利益,考验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安排。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流转期限选择研究——基于转出农户视角

基于安徽省长丰县、肥西县、萧县和埇桥区1010位转出农民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运用OLS回归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了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下的农地流转期限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期限是相对收入、收入来源、租金水平、政策了解程度、农地流转期望、社会关联关系类型以及地域特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政府只有设法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注重发挥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作用,正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积极消极作用,并注意地域特征的影响,才能更有利于农地流转契约稳定。

农机合作社在土地规模流转经营中的作用

农机合作社是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重要载体,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大型机械的使用效率和农机合作社的发展,关系到土地产出率和农民的增收情况,还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促进农机合作社开展土地流转承包工作,要提高对农机合作社开展土地流转承包的认识,努力解决好合作社在流转承包土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农机合作社开展土地规模流转经营,应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认识;坚持政策扶持,调动农民积极性;坚持行政推动,强化组织指导;坚持典型带动,培植市场主体;加强机制体制管理措施,有效地推动农机合作社承载土地规模经营步伐。

对淮南市土地规模流转工作的思考

从淮南市农村土地流转取得的成效入手,分析了淮南市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以期进一步推进淮南市土地规模流转。

浅析农机合作社在土地规模流转经营中的作用

近几年，随着农村土地规模流转项目的逐步建立，利用农机合作社机制能有效提升整体项目的规模化经营效果，只有保证农机使用效率和运行维度的有效性，才能进一步提升土地的产量和种植水平，保证土地流转承包项目配合实际运行机制，真正发挥农机合作社的优势。本文简要分析了农机合作社在土地规模流转项目中的优势，并针对农机合作社的应用路径展开了讨论，旨在为相关项目的负责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信任水平、感知成本与农户林地流转契约选择

基于福建省319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Tobit、IV-2SLS等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信任水平和感知成本对林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流转主体差异、代际差异和感知风险差异在林地流转契约选择方面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农户的信任水平和感知成本越高,林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选择更长的流转期限和更大的流转面积,转出主体的流转价格越高;信任水平和感知成本的交互项发挥调节作用。2)林地流转契约选择存在代际差异和感知风险差异,在流转期限和流转规模方面,信任水平、感知成本对新生代及感知低风险农户的有效影响更显著;在流转价格方面,信任水平、感知成本对老一代和感知高风险转出农户的影响更显著。据此,建议完善市场机制,激活社会资本,并保持林业政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大规模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固化——基于湖北中部地区L村的考察

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研经验表明,农村阶层分化基础上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对于农村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总体来讲,处于经济收入中上层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就短期而言是受益的,但从长远来看,举家务工阶层也存在失地的担忧;处于中下层的务农为主的兼业阶层、务工为主兼业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则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固化了农村阶层结构。另外从村庄整体来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未增长村庄总体收入和整体福利。由此,对于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部门应该谨言慎行。

资本下乡、土地规模流转与企业家精神培育——鲁西南Y村个案

土地流转中的资本下乡,毁誉参半。本文试图通过个案剖析,探究土地规模流转中资本、权力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资本参与农业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使农民成为土地收益的局外人,规避途径则是通过建立股份制农业企业、政府干预、外部教育、自我激励与发展以及提升文化认同来促进农业领域的企业家精神培育。

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溢价:客观事实、结构特征与政策取向

“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践中,部分地区的规模化流转出现溢价已经成为基本事实。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溢价虽然能够增加流转农户的收入,保障承包户的财产权利,但也会制约土地规模经营,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从来源性质来看,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溢价可分为规模溢价、风险溢价和投资溢价。不同性质溢价的生成机理和应对思路不尽相同,应当加以区分对待。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价格的形成及其调控应以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农民的合理利益为原则。在政策导向上,应保护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的规模溢价,规范风险溢价,并重构投资溢价。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定价机制研究——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为例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定价机制,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为合理确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流转价格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区间价格模型,Hurwicz准则,层次分析法,收益现值法。研究结果 :克山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流转的价格区间为6380元/hm^2到9155元/hm^2;通过对比供需双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计算得土地流转价格系数为0.498;在价格区间内引入Hurwicz准则,测算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流转价格是可行的。研究结论: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中介代理人、以维护流转双方利益为准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规模化流转定价机制不仅体现利润分享原则,也丰富了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的实践应用,符合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改革方向。

三工河流域农户土地流转因素与流转规模灰色关系研究

运用灰色理论方法,通过农户问卷抽样调查,对三工河流域土地流转因素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三工河流域的土地流转因素与流转规模整体上属于中等关联度。(2)土地流转因素对流转规模的灰色影响以中等和较强水平为主。人均收入对土地流转规模的灰色影响最大,农村社会保障程度、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对土地流转的规范程度对土地规模的灰色影响较小。(3)土地流转因素对流转规模的灰色响应属于中等水平,土地流入的灰色响应最强,土地流出的灰色响应其次,土地互换的灰色响应最弱,最后提出推动三工河流域土地流转发展的建议。

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寻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为水库移民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帮助。本文采用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得出,家庭人口数、文化程度、职业、土地承包数量、土地补偿水平、农户收入水平、生活期望值和对土地的依赖性8个因素是制约土地流转规模的主要因素。可采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安置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组织农民参加技能培训、提高土地补偿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与减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等措施,来增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