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是否控制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于金融规模、效率、结构三维视角的实证检验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带来的债务风险已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年—2018年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结构三维视角构建省级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金融规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结构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今后应进一步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结构、发展资本市场,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京津冀地区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STIRPAT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5—2019年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11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城市的人均CO_(2)排放量,建立了包含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在内的扩展STIRPAT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地区金融发展对人均CO_(2)排放量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金融规模扩张促进了房价提升,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传统制造业的布局迁移,从而抑制碳排放;(2)提升金融效率为工业企业扩张提供了融资便利,产生的规模效应促进了碳排放;(3)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不明显;(4)京津冀城市群的碳排放之间存在着负反馈效应,不利于城市群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5)与本地效应相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邻近城市碳排放影响的方向一致,但强度较弱。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对绿色创新的信贷支持、坚定淘汰过剩产能等建议。

由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国际比较与中国进路

金融强国应该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机构、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国际化的本国货币、联通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以及足够的国际金融话语权、竞争力和影响力。我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既是对我国金融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量变积累和已经建成“金融大国”现实的肯定,也指明了中国金融未来努力的方向。基于金融强国建设的科学内涵与特征,从金融体量规模、对外开放、风险防范三个维度出发,将中国与世界金融强国进行指标对标分析,以揭示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地位水平以及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国走向金融强国要着眼于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增强中国金融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冲击的能力,坚持在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共同富裕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效率、规模与效应——基于双向固定效应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能量。基于规模经济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针对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普惠金融规模、效率与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有利于减小城乡收入基尼系数,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效率对促进共同富裕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金融监管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促使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维护金融市场正常运转,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必要前提,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以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为基础,结合各省份金融监管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监管是否会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加大金融监管强度会显著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金融监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结果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应金融监管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将影响北京市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并采用1991—2013年间北京市年度金融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金融规模如何影响产业升级:促进还是抑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SDM)的研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本文运用中国2000-2011年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以金融相关比、金融规模存量、金融集聚、金融效率衡量的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金融相关比的增长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而金融规模存量增长与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此外各地区的金融集聚和金融效率水平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一致。

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来自吉林省的证据

笔者基于吉林省1978年~2011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吉林省农村金融规模和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增长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从短期来看,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的影响显著。

中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省区1999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我们还发现,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规模研究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可以证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当金融发展达到这个最优规模时,其经济增长效应达到最大,金融相对规模的进一步提高将无助于甚至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研究样本山东省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水平仍保持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据此可以得出该省金融发展仍未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最优规模的结论。而最优金融规模的特征决定了该省在未来的金融发展必须注意保持金融与经济的良性活动,保证金融发展的有效性与金融规模的适度性。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50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

基于2000-2012年陕西省50个国家贫困县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距动态面板方法,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贫困县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金融资源流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减贫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效应都高于金融发展效率;贫困地区呈现较强的贫困惯性,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政府财政支出是贫困减缓助推之力,而收入分配不均明显阻碍了减贫进程。

金融发展的倒U型增长效应与最优金融规模

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金融发展是有成本的,当金融过度发展时,其机会成本将大于潜在的收益,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经济中存在最优的金融发展规模。本文用金融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作为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为避免内生性偏误,实证研究采用系统的GMM进行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倒U型。潜在的最优金融规模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决定。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北京市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联度——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途径,降低了企业的运营风险,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可以自动地将资金集聚在优势产业和新兴技术行业,对我国行业发展和企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运用双变量VAR模型对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度实证分析,并将金融发展指标细化为市场规模指标、效率指标,从不同方面对北京市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希望能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角度对北京市金融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实证结果证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且各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业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我们探究了中国的银行金融中介与金融业规模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虽然可以平抑宏观经济波动,但它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却是非线性的。即贷款总额与GDP比值若超出1.135,其对产出波动的边际影响将为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银行金融中介规模之所以会加剧产出波动,根源在于银行金融中介对公与对私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此外,中国金融业规模的增大会加剧产出波动,特别是对于经济较发达省份。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之所以会加剧产出波动,更多是由非银行金融中介业务引发的。

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通过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量区域金融效率,以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运用Hansen的门槛规模模型检验了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强;金融发展水平中等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依然存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不再具有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深化金融发展规模与改善金融效率的政策建议。

金融有效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了吗?——基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危机之后以Arcand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如果任由金融过度发展,将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视角进一步聚焦到产业层面,基于2000—2016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金融体系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均未有效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金融规模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19%。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笔者提出了实现金融有效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助推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农民收入——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研究

通过推动农村金融改革以深化农村改革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中部六省2003-2013年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文章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当前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同时增加农业生产单位经营规模、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以及农村从业人数的增加均能促进农民收入的提升,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不显著。

金融规模、所有制结构与城镇就业容量——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估计了金融规模对于城镇就业容量的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组分别估计,以观察地区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无论以人员规模还是以增加值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金融规模能够促进城镇就业,但该效应递减,超过一定临界值将转为抑制效应。分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的就业效应在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明显,在非公有制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明显,甚至表现为抑制效应。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对金融规模与城镇就业的关系有重要影响。为增进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我国一方面应讲求金融增长质量,实现有序适度扩张;另一方面要深化企业改革,激励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消除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