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的问题意识及实践面向

针对法律逻辑在现实中面临的诸多争议,需要从一种微观的意义上、围绕法律运行的实际场域,来分析法律逻辑的问题意识和实践面向。就此而言,法律逻辑是一种在处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对接关系中而展开的推理和论证,如何获得有效、正确的法律推理是法律逻辑所要致力于解决的中心问题。法律逻辑应当致力于为法律判断的有效形成构建出相应的思维规则,它以怎样引导人们恰当地处理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推理关系为基本内容。不仅如此,法律逻辑的实践特性表明,法律逻辑也需要解决各类实践因素在法律推理结构中的恰当安置问题,这对处理中国法律运作现实中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犯裁判结构的功能性研究——以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机制为视角

行政犯作为近年来刑事立法的增长领域,其裁判结论的形成非法律结构内部的逻辑自洽,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结构仅在量刑层面上有影响,这已然不能适应行政犯的发展现实。如不对此进行符合实践的解读,可能会使司法个案正义与民众朴素法感情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社会结构这一刑事案件隐性结构对法律结构这一刑事案件显性结构的侵扰甚至是僭越。有必要在解构行政犯裁判结论形成结构的基础上,剖析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社会结构因素参与案件事实建构的潜在通道,可以合理规范行政犯案件事实的形成机制。通过确定刑法规范价值在行政犯案件事实认定和行政行为价值评判中的核心地位,可以合法合理解释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刑事案件,整合因个案不正义导致的社会裂痕,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论我国法官认知风格的实证测验及其理性反思

认知风格在司法决策活动中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尚待澄清的核心问题。当前学术界关于认知风格与司法行为的潜在相关性更多侧重理论性的描述、解释,而相对忽视了借助实验测量工具来实证测验认知风格如何会对法官决策差异产生的影响。目前基于司法决策选取样本数量的有限性,对实验测量被试的结论进行整体性地理性反思,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场独立、整体型风格与场依存、分析型风格存在着并非稳健的个别差异,呈现出阶梯性的动态变化,并且确实存在着混合的"刺猬狐狸式"或"狐狸刺猬式"的法官;司法决策是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复杂思维认知过程,法官的目光要不断往返穿梭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且事实认定对裁判思维起到前提性、关键性作用;法官内心蕴含着追求人权、自由、尊严的信念目标,推动着他们作出正当裁判;策略模型并非法官决策的最优行为模式,它主要在倾向于场依存、分析型风格的法官身上体现;倾向于场独立、整体型风格的法官对公众意见反应比较强烈,主要持排斥抵触的态度,而在暂时难以分辨何种认知风格的法官中,则对公众意见的反应不明显,并未对各个条目的评分作出较大调整。

国家的“历史性”及其在魏玛宪法中呈现的三个瞬间

诞生于1919年的魏玛宪法是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乃至欧洲所遭遇的危机时刻的一个最具整体性的描述。魏玛宪法中的“国家”概念在非正常的政治状态之下被强加了多重的涵义,它时而指向一个祛除了普鲁士霸权的、由民主机制自身的合法性支撑起来的共和国,时而又恰恰指向这一涵义的反面。“国家”概念的多义性表明,魏玛宪法缺乏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不过,这一缺陷反而使魏玛政府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各种分离主义倾向。“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多重形象既是不同样态的国家法理论相互抗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新的学术话语的生成,为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玛宪法是赋予德国宪法传统以连贯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的历史基础,而这恰好也说明了这样一部为应对危机而匆匆出台的宪法何以值得人们在其颁布百年之后还要大张旗鼓地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