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东方主义的规范性判断及其回应方式——以孟德斯鸠、韦伯与昂格尔的中国法律研究为中心

孟德斯鸠、韦伯和昂格尔都对古代中国法律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认为"中国无法治",这是一种法律东方主义的规范性判断。国内学界从政治理想和论证逻辑视角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两种回应方式能够从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和二元对立思维角度解释西方学者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但未能解释这种判断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面对这一问题,需借鉴吉尔兹文化诠释的观点,从中国与西方生活方式比较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样既揭示西方学者因忽视中西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对中国法律作出误判的现实,又揭示西方学者因受限于其自身的文化前提而在作出"中国无法治"判断时体现了顽固的规范性特征的规律。

规范性判断

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我们总被告知应该如何行动。这实际上表达了关于行动的一个规范性判断。然而,规范性判断是否具有普遍客观性却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本文通过依次考察西方当代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有关该观点的论证表明,规范性判断是我们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它不但具有客观性,还具有实践性,正是这种客观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特征使得规范性判断能够成为我们的日常行动的道德指南。

关于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的几点思考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家来说,这一问题主要是我们的真判断、包括真的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归根结底是非规范性事实或自然事实,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规范性判断是关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判断,浊概念所代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和规范性事实归根结底依赖于非规范性的自然事实,规范性属性或事实随附于非规范性属性或事实,且这种随附性关系,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具体的,都是先天可知的。因此,非规范性的自然事实确实是我们的真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形塑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如何既要借鉴域外法治文明成果以推进学术发展,又要体现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内涵的自主性与本土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术界以借鉴域外理论完善我国因果关系理论为共识性前提,围绕"规范性判断"标准展开争论,但研究深度不足,对实务指导能力殊为有限。为深化此研究,应以"规范性判断"标准为核心,提倡"实行行为论加相当因果关系说并补充其他判断规则"的模式:首先通过事前判断的实行行为论,并补充行为危险的创设非"被允许的"、非"对已经存在的危险的减小"等进行判断;其次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前提,通过折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并补充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防止结果发生非"处于他人责任范围"等进行判断。由此准确认定因果关系,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