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彼此负有义务?——陌生人伦理的规范性来源及其当代建构

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来临,陌生人之间的公共道德问题凸显.在善与正当分离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彼此负有义务,陌生人伦理的规范性来源何在?在规范性来源上,康德伦理学能够为陌生人伦理提供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自主性”.自主道德人在成为“自我的他者”和“责任者”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对陌生人的法权责任和德性责任.作为现代性整体性危机的道德冷漠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种陌生人伦理的建构,康德伦理学为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责任伦理学的思路.

论党内法规规范性的三重来源

党内法规规范性的来源是解答“党员为什么遵守党内法规”的前提。立足于党内法规的历史可溯性特点,以党的百年发展为脉络探究党内法规规范性内涵的变化,可有效发掘党内法规规范性的多重来源。具体而言,考察党内法规的历史演变,其规范性有三重来源:一是党员内心认为“应当”的内生来源,即党内法规自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于党员心中的“党性”;二是基于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认同,并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增强的实践来源;三是以党内法规体系自身的制度正当性为核心,维持党内法规规范性稳定的制度来源。明确党内法规规范性来源,既可以推动党内法规学的发展,又可以在思想层面、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为党内法规规范性的强化指明思路,进而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激发党内法规的制度活力,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打下坚实基础。

从内在反思到系统与环境的变奏——规范性来源的“主-客”维度理解及其超越

现代道德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主流均以个人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因素,将内在理性视为规范性的来源是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基本进路。但内在论却面临着个体的理性认识无法与现实社会规范相协调的窘境。从认识角度讲,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在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去认识现代社会。唯有超越这种认识方式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规范性的来源。在转变对现代社会认识方式的基础上,卢曼以功能-结构的系统论开出了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新视野。

法律规范的意义、结构及表达——一种实证的分析理论

规范性是法律的基本意义或重要特征。法律规范作为关于法律规范性的概念,不仅承载着解说法律规范性来源的理论使命,也作为法律规范性实现的基本条件之规定担当着诠释实证主义法学或“强制”或“规范”的法律规范理论的重任。实证主义法学从“法律之内”解读法律规范性的努力,使法律规范不仅是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的逻辑的和观念的意义结构体,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达或表现。对法律规范的概念意义、逻辑结构体及其效力表达进行动态或静态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系统和深入地认识法律规范问题,进而深化关于法律概念及实践的理论探讨。

礼之为规范性的来源——以《荀子》为中心

通过区分圣凡未别与有别,并引入科尔斯戈德教授对规范性来源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荀子在礼之为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主张:圣凡有别后,荀子持的是唯意志论的观点,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圣人所制之礼是出于理性而符合人类福祉的;而圣凡未别时,荀子的立场较为复杂,他既强调反思性认可的维度,后者通过心、性等个体内在意识的活动体现,又通过区分可以与可能突出强调了社会历史文化在道德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根本意义。而通过科尔斯戈德与荀子的对话,亦能发现他们在规范性来源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

论裁判规则的规范性

裁判规则是由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所形成、存在于案例或司法解释中的对某种争议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案例裁判规则是案例的灵魂。案例裁判规则的规范性是指裁判规则的内容为人们解决同类疑难案件提供了法律解决方案,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了理由,它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事实上的权威;为人们解决类似争议问题提供了规范性指引。它具有三个不同于法律规则规范性的特点,即它以蕴含一定普遍性的个案判决为基础,它具有一定的事实性和司法性。它是人们解决纠纷和指引行为的独特的规范资源。裁判规则的规范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裁判规则内含的、建立在司法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性;其二是裁判规则的出现是为了实现正义,其作用机制立基于正义。

当代英美道德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在安斯康姆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当代英美道德哲学中重新得到严肃对待,但主流学界忽视了这篇论文中隐含的回应自休谟以来关于事实/价值区分的两条不同进路。从人的自然这条进路发展出后来的新亚里士多德式伦理自然主义,也面临一些哲学家特别是麦克道尔对该立场的批评。这一批评关注的核心疑难在于理解伦理价值或道德客观性的可能性和本性。但还有其他两种回应该疑难的思路:科斯嘉吸收亚氏伦理学发展出的康德式建构主义和威廉斯对安斯康姆另一条进路的发展版本。而后者在契合人类生活现实同时保存亚氏伦理学核心洞见的意义上提供了更富有启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