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登记改革与保护规范理论——对“王某琳案”的分析

准确判断利害关系的有无,是判定有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资格的关键。我国商事登记由计划经济下的特许和核准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准则主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也由许可类登记转变为确认类登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与登记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可以采用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而对有关规范的解释又必须结合商事登记改革。保护规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上判断“利害关系”的主观化,寻求到了较为客观的法规范依据。不可放大保护规范理论作用,更不能对我国已有判断标准妄自菲薄。去除主观公权利,保留对第三人有无利益保护的规范分析方法,可能更容易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所接受。

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的司法审查新标准——以“保护规范理论”的规范化适用为中心

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中,首次将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置换为主观公权利,并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这一模式受到各法院积极采纳适用,但同时出现保护规范理论司法适用机械化、"主观权利"和"主观公权利"混淆等问题,表明我国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尚待规范化。构造保护规范理论的一般适用步骤化解司法裁判的机械化和混乱;从司法解释和实体法的角度,对起诉人作相邻权人、竞争权人、举报人、物权人等类型化的区分,由此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具体适用进行讨论。

保护规范理论新探——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思考

刘广明案引入了保护规范理论,为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连接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诉讼的桥梁,其解释基准经历了从旧保护规范理论到新保护规范理论不断扩张地历史嬗变,兼具法规范基础的确定性和解释的灵活性。但各级法院在应用保护规范理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保护规范理论机械适用以及误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行政法解释规则以指导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完善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规则,探索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路径,从而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精细化。

合法替代行为:因果关系与规范保护目的

合法替代行为所涉及的问题是,行为人因违法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但即便其实施合法行为也会导致同样损害时,行为人应否对此承担责任。合法替代行为并非事实因果关系问题,而是与规范保护目的相关。在被告以合法替代行为进行抗辩时,应具体探究规范的保护目的,以决定应如何确定被告的责任。

论芬利的目的-关系理论及其绝对性问题

史蒂芬·芬利的目的-关系理论致力于站在自然主义还原论的立场为“应当”概念提供统一的语义分析。理论通过“目的”的限定功能对规范性语言的意义作出说明,将规范性语句还原为关于“是”的认知判断。理论的不足在于“应当”作绝对性使用时,绝对命令的语言形式和“目的限定”这一关键要素之间的冲突。对此芬利的回应把绝对命令“无目的引入”的语言特征解释为一种省略目的的“修辞手法”,但仅仅提供了散乱的推测。目的-关系理论的模糊之处实质在于制度性规范与非制度性规范的理解混淆和意义分歧,这亟待探究规范性的最终本质来解决。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来自“保护规范理论”的启示

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利害关系"的概念,将其从之前的"司法解释"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原告不仅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还包括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是如何判断起诉人是否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就为实践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与混乱。域外的"保护规范理论"在解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上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保护规范理论",旨在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与发展作有益的尝试。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关乎原告资格的确定,因为与实体法上的公权利相勾连,其如何适用直接关涉个人权利在公法中的析出路径与范围。就保护规范理论本身而言,其将权益基础限定为公法,使得主观公权利难以识别;其意在行政法内部建立独立的权利义务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公私法交织融合的现实;反射利益理论对解决滥诉有益,但也为将权利解释为利益提供了理由。出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经济政治改革之下的权力监督背景、基本权利条款司法辐射功能缺失等原因,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适用中产生公权利析出范围过窄等现象。批判本土标准不确定性的论者,实际上是没有对本土实践展开充分的理论塑造。我们应该在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权益实定化路径的同时,结合本土已有的要件化判断实践,将原告资格的实定法基础拓展至私法,并增加因果关系要件作为判断辅助。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与问题——基于最高法院裁判的观察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符合我国主观诉讼为主的行政诉讼法制构造和拓宽原告资格的修法宗旨,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分析框架。然而最高法院对该理论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不足:忽视了该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在具体操作上尚未形成清晰稳定的思路;作为解释对象的法规范围尚不明确,规范目的的解释过于依赖特别条款的明确规定和笼统的立法目的。为充分发挥保护规范理论扩大权益救济的功能,应明确该理论旨在解决的问题是查明主观公权利,诉请保护之利益的法律属性不明是该理论适用的前提,在具体操作中合理确定保护规范的范围,对规范目的作体系化解释及合宪性考量。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仍不明确。在利害关系的判断层次中,保护规范理论用于查明主观公权利以排除反射利益,而不用于确定被诉行政行为对既存权益的侵害可能性;前者关注私益保护指向的规范解释,后者关注因果关系确定性与紧迫性的事实判断。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合法权益已获得法律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承认,则保护规范理论无适用必要。

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审查的新路径——从保护规范理论在案例中的应用展开

投诉举报答复是否可诉一直是行政机关和投诉举报人都颇为纠结的问题,单独从利害关系来判断投诉举报人的原告资格,往往陷入法官裁量权过大、难以判断的困境。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对于处理投诉举报人的原告资格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萌芽阶段的“刘春生案”,发展阶段的“梁志斌案”、“赵爱云案”以及明确提到保护规范理论的“刘广明案”,提供了保护规范理论应用的范本。通过借鉴德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初步构建保护规范理论分析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分析框架,由当事人具备对第三人做出不利处分的公法规范的请求权基础以及当事人具备法律上利害关系两个要件构成。当然,在今后还需不断完善投诉举报办法的请求权基础内容,在公法规范明文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被排除在诉讼之外的公益性举报可通过制度衔接的方式寻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救济。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适用的实践探析

司法实践孕育着法律规范发展与完善的空间,行政原告资格中关于“利害关系”的司法判断,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法官尝试在裁判中运用德日的“保护规范理论”以诠释利害关系,虽然鲜少直接出现“主观公权利”及“保护规范理论”等字样,但不少法院在裁判时已暗含着保护规范理论的判断框架或相关思维逻辑。而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正式引入,当推最高院裁判的“刘广明案”。因刘案的积极示范,各法院普遍性地认可并接受了这一域外学理,将其作为判定原告适格的有益工具,保护规范理论也逐渐脱离具体的个案,逐渐演变为一般性的司法方法论在我国行政原告适格案件中得以适用。

行政审判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路径的完善

自最高人民法院引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基准以来,因缺乏指导案例或司法解释等形式的法教义学论证,实践中仅个别法院明确适用该理论,而适用该理论的裁判文书亦凸显法律解释核心步骤缺失以及因多边行政法律关系认识不足而导致法律解释对象错误等问题,保护规范理论有沦为下级法院否定原告资格的工具之嫌。鉴于此,以多边行政法律关系作为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界域,构建举报人乃至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多边法律关系模型,以修正法律解释偏差。并分阶段完成保护规范理论的法教义学证成:第一阶段将最高院判例上升至“指导案例”,以填补保护规范理论成文化之前下级法院适用之权源空白;第二阶段将保护规范理论适用要素及兼具的“滥诉”防治价值成文化,根据法治实践发展程度,逐步将其上升至法律规范。

简论经济理论研究中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意义

自七十年代以来,“实证”、“规范”在经济研究论文中逐渐流行开来。但是,实证、规范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它们对经济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并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清楚,可能有相当多数的人不十分清楚。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可能是阻碍我国许多经济研究进一步提高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实证、规范进行简要的考察,或许是必要的。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方法是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武库中借来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方法有两个最基本的支柱,一个是对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解释,另一个是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来研究随机现象。科学家所用的具体方法可以随各门科学不同,而且是经常发展的。但因果分析和概率统计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它们是近代科学规范的核心。当一门科学不是用因果性和概率论而用别的什么(比如目的论)来构成自然的图象时,人们往往就认为它不科学。

从存在到规范:刑法第三人介入理论的变迁

条件说是纯粹存在论的产物,强调原因之间的"等值性",不存在阻断与被阻断的问题,这就导致"因果关系阻断说"只能作为结论使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将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一般人评价、原因的作用力大小等规范因素融入到体系之中。客观归责理论开始将归责问题进一步推向规范化,其中"信赖原则"和"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对于第三人介入问题的解决颇有裨益。责任分配理论弱化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实,完全从规范论的视角考察原行为人与介入者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学说的变迁标志着在第三人介入问题上由存在论到规范论的立场选择。

新旧保护规范论

作为现代公权理论的核心,保护规范理论对于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决定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保护规范理论的新旧两种见解得以形成。但保护规范理论立基于存疑的原理: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基础的利益概念并不明确,公益与私益的区分颇有疑问;法规范的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并不确定;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上也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应当对证成主观公权利进行方向性的调整,转而关注与保护规范理论相异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证成主观公权利时,法律关系理论依据调整法律关系的所有规范材料,注重行政法与宪法的一体式观察,同时兼顾各规范调整领域的具体事实结构。法律关系理论吸收了保护规范理论的合理见解,排除了其中具有不确定性的内容,从而确保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规范性与可靠性。

刑法理论中的客观归属论

德、日刑法理论中客观归属论 ,是在解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发展的 ,以条件说为前提 ,进而以危险联系论、规范的保护目的论 ,提出客观方面对一定行为进行责任归属的模式和标准。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 ,值得借鉴。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与过失犯的归责限制

合理限定过失犯的归责范围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产生的原因,归责的规范化与实质化是该理论产生的基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将归责判断从模糊的生活经验标准转到规范标准上来,对现代刑法归责体系的建构发挥了决定作用,对不法构成要件的成立也有重要限制功能。在这方面,社会相当性理论具有不彻底性,容许危险理论的运作也需要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协助。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有助于说明过失不法,借助该理论,客观归责理论"重构"了过失犯。确定规范的保护范围,一方面应以规范保护目的为起点,另一方面应与单纯的反射性保护效果划清界限。就规范保护范围的义务基础而言,目前存在形式义务说、实质义务说和规范限制说的争论。对我国来说,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建构规范限制型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具有妥当性。在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上,既要反对以偏概全的"虚无论",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万能论"。

刑法中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关系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的嬗变历程,不仅其原动力来自因果关系理论,而且与各种补充条件理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向且同步发展。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各自独立的构成要素。客观归责论区分了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结果原因的判断,立足于经验的观点,采用条件说的标准,判断有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判断,则以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观点,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规则,判断可否将结果的发生归责于行为。

渎职罪理论与实务中的常见误读及其澄清

关于渎职罪,理论与实务界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如混淆违法与责任、对"重大损失"与"情节严重"区别对待、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等同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渎职行为通常只是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即便行为人对"重大损失"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以渎职罪处罚也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故理论上有关滥用职权罪罪过的争论,并无实际意义;只有根据规范的保护目的能够将"重大损失"归属于行为人时,才能肯定渎职罪的因果关系。

行政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之判定逻辑与理论证成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2018年《行诉解释》")施行,其以"公私益标准"来区分判断举报投诉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这种划分依据并不具备妥当性。同时,行政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的判定需要厘清举报投诉回复行为与行政处理行为以及合法权益受损与行政机关职责之间的关系。单独从主观诉讼或者客观诉讼层面都无法对行政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定提供完满的理论解释。判断行政举报投诉人的原告资格可将主客观诉讼予以功能耦合,一方面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判断举报投诉人主观公权利是否成就,举报投诉人的主观公权利应当为保护其私益或者公益保护兼顾私益,同时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判定还需要满足权利被侵害以及行政违法行为与权益受损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应当立法确定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将举报投诉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之中,实现权利保障与违法监督的有机统一。